一篇题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吓得不少巨商倒吸凉气，但是，最受伤的不是李本人而是一直对共产党政权半信半疑的大陆巨富。他们知道不管现在多风光，只要共产党想跟他们“拉清单”，那么，他们就是新的牟其中、新的顾雏军等等，名单长了。不过，也有一些巨富人士并不以为意乃于调侃说：“香港大老板遇上北京小流氓。”按着大陆商圈政办生态规则，大老板遇上小流氓，或是让官府代为“办他”，或是让手下送些“小钱”去，图个省心免事。
李嘉诚确实比普通富商高许多档次，没动官钱两手而是自己在媒体上说话，称大陆经济大有希望，云云。此前，官府也有主动表态——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与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对谈，表明中央政府没有整肃李嘉诚的意思，但未提李的名字只是以“外商投资企业”泛言之。
“拉清单”还有另一种形象说法，是为“堵住笼子抓鸡，关起门来打狗”。为此，绝大多数有些钱的人都准备了好几个身份证或护照，以在紧急时刻避一下风头。现实的中国大陆，“抓鸡”与“打狗”方法不再简单粗暴，变得有些温文尔雅。最有代表性的是四川南充的副市长邹平，该人曾任南充市下辖蓬安县长、县委书记。邹对商人的策略是“J（勾）、Q（诓）、K（尅）”，大体是先许给商人极优条件如白送地皮勾外地商人到蓬安投资，而后是所许优惠条件大打折扣（诓即粘也），前两套用完就施以官权整治。官权整治并非是为了保住本地政绩，而是为自己大进钱财。
“商人怕这个玩三步走的牌手呀！”四川一位省级纪检官员在声称邹案是中纪委派人坐阵所办之后，对邹的官场之术做了全面解说，他说：“在邹平这样的官员眼中，商人再牛气，也不过一个邓通。”而邹在当县长期间对县委书记的一声吼成为这位党校老师出身的副厅级官员人生亮点，尽管邹已被抓，但这一点仍被当地官场传为不怕事的美谈。彼时，县委书记在县常委会上批评官场送钱现象，岂料邹当场愤吼一声并厉言反击：“书记，你吃肉我们还是要喝口汤的！”
邹平熟悉汉文帝时代权贵富人邓通典故也不算奇怪，一则其在党校任教多年，有闲空读闲书；二则邓通是“蜀郡南安人”，其地在今乐山市内。邓通在距今两千一百多年前的汉文帝时代，身份相当于今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专职司机，但由于是汉文帝好梦醒后欲寻之人，一时大贵，以致弄到回四川原籍开铜矿造钱的绝顶风光。史载：“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
邓通突破即存秩序遽然富贵也为日后饿死打下伏笔。汉景帝继位后剥夺了邓所有特权，以致重要关系人长公主给些生活资助也被没收。质而言之，邓通完全无法左右自己命运，荣也皇权、辱也皇权，更死于苛毒的政治报复。邹平之术基于对邓通兴衰之理的洞悉亦不算卓见，乃是中共当今官商关系的最根底规则。在国家已换“新主”且经济危机丛生之际，有“北京小流氓”想拿李嘉诚那样的“香港大老板”当现代邓通丝毫不奇怪。李不可能愿意当现代版的邓通，在心气沉着的自辩里他说自己的长实地产还有一千三百八十万平米储地待开发。但是，这个数据没多大说服力，因为它不及绿地控股储地一亿五千万平米的十分之一。
北京一位资深政治分析人士评价攻讦李嘉诚的文章时，说道：“肯定不是一般文人随兴之作，背后有重要势力支撑。但是，不管背后的政治角力情形如何，都说明现在这伙人满脑子‘封建浆糊’。如果不信，看看某人对‘荀韩之术’的偏好，你就会知道天下大乱不远矣！”该人士虽未直接点名“这伙人”，而依其后面的话来推断或是指当今最高权力层的七巨头，或可延至北京所有的高级掌权者，乃至包括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层级。至于对“荀韩之术”的偏好则非习近平莫属，在已出版的习各种小册子里其引述法家名言颇多。
法家之学的根本就是君主掌控法律威力，以难以预测的手段统驭群臣，从而建立起绝对权威。是谓法术势。习好法术势非今日即兴，亦类邹平之对待辖内商人。此“二平”虽地位巨异，但均做过县委书记（当今“县太爷”），而习对“县太爷”经历的怀念经常溢于言表。然而，当今中共官僚体系无论小到“县太爷”大至七巨头，治国乏术、治身乏能、治事乏德是基本事实；满脑子“封建浆糊”是个人品位，但经济危机、民生凋敝确是大乱局的征兆。
李嘉诚不是邓通，习近平倒像邹平。中共整个统治体系于今不但到处是“封建浆糊”，而且其以贼道而兴的那套“革命逻辑”又见复活。在大处，习未接手最高权力之前，体制内颇议上下沟通以促政治改革，掌权后“顶层设计”取代了上下沟通，再变为今版法术势，政治改革成了禁忌；在小处，屡言市场优先，而实际上，经济调整至少从技术层面是市场因素已至稀缺，故而“全面改革”成了一个人喊着玩的口号。
攻讦李嘉诚本身并不是什么大事件，问题是事件背后的北京香港政策已经乱到浆糊比不了的地步。其如三权分立虽被《基本法》折扣不少，仅香港具有终审权一项就足以证明分立实质仍在。香港审判与司法既独立了于中央权威，何其一个中央任命的特区行政长官却可超然于之三权之上？驻港中联办职本在京港之间传递信息，何以于今恬然以“总督”自居，而行政长官成了灰头灰脸的“伪保长”？连巡抚之权均无，又何来“超然”者也？对比十一年前“中央再送香港精神大礼”的全港风动的“佛指舍利驻香港”，不难看出北京易反易覆、易涨易落之状。贼道之活络，何人能比？
法家威慑取代了舍利笼络，更致香港与台湾的佛教影响力下降，尽管香港民众信佛者居多。而在十三年前曾迎大陆法门寺舍利的台湾，佛教体系亦与国民党渐有离隙，社会原因则在于两岸经贸热络之实惠未及底层社会而为中上层分宰。当今北京对香港政策“去佛用法”亦有大陆本身的重大原因——颇有公共外交职能的少林寺体系已经丑闻传之数载，品牌价值丧失。而少林寺之有今日丑闻渐至被证实之亡败，最主要原因是其与党权勾结、与官权一体。佛门何辜，竟有此辱！
【后记：该文发表后，产生了巨大影响。是导致《争鸣》《动向》姊妹刊在2017年10月彻底关闭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