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风波后，王朔说要构思一篇新小说，我问他讲什么？他说：忍术。
是日本忍术吗？我问。
不是，是中国的。
可中国哪里有忍术？
他说，中国没有忍术这种形式，但是，忍的学问却融进了中国人骨子里。
这个忍，是忍耐的忍，也是残忍的忍。中国人不仅很能忍，而且很残忍，特别是对自己，对自己人，尤其残忍。
他的一篇小说里有句话，叫：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
在他看来，人死不是问题，活着才是问题，能屈辱地活着，才是真正的王者。
我理解他的表达，他说的那种忍，其实就是一种泼皮牛二精神、滚刀肉精神，或叫阿Q精神，拖不垮，打不烂，不屈不挠，绝不屈服。这也是一个种族生生不息，繁衍下去的理由。
举目世界，中国人的忍，恐怕是无双级别。元代，初夜给蒙古占领军，忍了；清代，剃发结辫，也忍了。
有人说，那是古代，那是汉人，不能代表中国人。
其实，当代中国人的忍应该还有所超越。你看，三年饥荒，十年艰辛探索，不是照忍？而且，五十六个民族一起忍。
经历了两次“活下去就是最高追求”的时代，基本也就没什么不能忍的了。
仅仅能忍远远不够，还得会忍，还得把忍变成一种博弈的手段，靠忍来征服敌人，那才是忍的最高境界。
他说他要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故事梗概是这样：某人比武失败，不服，但又打不过，于是，跟对方约定，咱不比武了，比忍，对方同意了。
双方的忍术从比忍耐力开始，忍耐指数不断升级，中国人始终无法战胜对手，于是，由忍耐级别升级到残忍级别。几道自残下来，眼见依然无法让对手屈服，中国忍者一怒之下，拿出终极忍术——切命根子。对方一听，傻眼了。说：你先。
中国忍者毫不含糊，挥刀就把命根子切了。
对方望之，吓个半死，立马表示服输。于是，中国忍者胜出。
活下去不是问题，能不要命根子地活下去，才是王者。
比自残，论输赢，这让我想起一个群体——天津混混儿。
早年间的天津，码头河运昌盛，谁能占住地盘，有活干，谁就能发财。于是，下层社会兴起抢地盘之风。但是，天津毕竟是租界地带，法制社会，有洋巡捕管着，胡来不行，打打杀杀，可能招致租界制裁。如果抓起来关几年，美好人生就荒废了，那不划算。
武斗不行，就来文斗。所谓文斗，就是比自残。不惊动警方，也不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
天津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对决，是在天津三岔河口某处。一块空地，架起十口铁锅，双方各出五人，跳油锅“炸果子”。“炸果子”就是炸油条，不过，这个“油条”不是面剂，是大活人。锅中注满油，下面用柴火烧，待油热冒烟，双方选手犹如点球决胜一样，轮番出场，跳进去，一个活生生的人，瞬间只剩一堆骨头。
形式文明，对决公平。最终其中一方4：3胜出。
其实，看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也应该记得其中混混儿的自残描写。
汉奸伪军司令高大成年轻时，从河北农村来到天津卫，他要和一个女混混儿抢地盘。
那是冬季，高大成找上门去，女混混儿的屋中有一个煤球炉子，炉子上坐着一壶水，高大成脚踩凳子，撸起裤腿，把铁壶拿开，用两指从通红的炉膛里，捏出一只红煤球儿，放在自己大腿上，立时“丝丝拉拉”一阵乱响，屋中飘满一股肉香，只见红煤球由红变暗，直到变白。高大成眼都没眨一下。
女混混儿看着红煤球变成白煤球，只说了俩字：认栽。地面就归了高大成。
天津混混儿太粗鄙，太野蛮，太低端。
他觉得“忍术”应该更斯文、有风度。中国忍术的最高境界在于不是战胜对手，而是战胜自己，这种忍耐和对自己的残忍，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真正的流氓，忍要忍到无耻，狠要狠到无情。
忍到无耻，可以呼他人为爹（如石敬瑭），为爷爷（如郭沫若）；狠到无情，可以杀自己的亲爹（如杨广）、亲兄弟（如李世民）。
历史是发展的，忍术文化也不例外。
对自己残忍，切自己命根子，那还算是有操守的。没操守的，就是市井做法，外面受气，回家拿孩子撒气。
在传统社会里，打孩子是自家的事，没人管。进入到现代文明，就不行了，有人会心软，打孩子过于残忍了，也会对周边人、对手形成心理震慑。厉害的，能让对方脆弱的心脏不堪忍受，向自己服软，哀告自己：别打了，看不下去了，我服你了，你说吧，怎么都行，只要别打你孩子。
这就是意志力的比拼！
当然，21世纪是文明时代，拿家人撒气的形式也文明许多，比如不施以暴力，文明地虐待，给对手看。
当然这种群体性的忍术，需要内部两方面的配合，一方要残忍，另一方要能忍，如此，才能形成震慑力。戏码方得完满，效果才能出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