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诺贝尔奖被陆续揭晓之际，中共党媒第一时间发表社论，写下了“中国人，完全可以用一种淡定、从容的态度看待和关注诺贝尔奖”的“悲壮”之语。因为在“厉害的国”看来，“这只是一个奖”，“不是反映当前各国科学和文化最高水平的唯一指标”，并且“评奖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委员会的主观倾向和评委额们的内部斗争”。
对于这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解读，人们大概会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疑问。比如，诺贝尔奖若不是“唯一指标”，那么其它的指标又是什么？不妨请中共列举一二，并展示一下您治下的获奖情况。但党媒却并未言及其它。尽管对诺奖的权威性表示质疑，但中共仍把70年来中国国内仅有的两名诺奖获奖者——屠呦呦和莫言又夸了一遍。不过，对另一位获奖的法籍华人高行健只字不提。
看来，得诺奖还是很了不起的，否则中共也不会借此来往自己脸上贴金。至少，在中国真正的科研工作者心中，诺奖还是很有分量的。因此，就在党媒要求，面对与诺奖再度擦肩而过，中国人要“淡定、从容”时，国内的科学网却公开发出了“中国离下一次诺奖还有多远”的疾呼。该网撰文称，“今年的诺奖自然科学奖项或许能给中国科学界带来一些启示”。
在总结归纳出的四点启示中，尤值得一提的就是“启示四：科学，向生命致敬”。在其下方，有文字写道，“人类最熟悉和最陌生的都莫过于生命本身”，“真正伟大的科学探索，其目标不是为了求名得利或哗众取宠，而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为了在探索生命奥秘的同时，向生命致敬”。
近代的自然科学源起于西方，然而，被中共窃取其果实之时，就已抛弃了“向生命致敬”的实质与精神。中共执政几十年来，中国已成为科技泛滥的奇葩国度。西方的科研成果看似为中国人提供了诸多便利，但实际上，却一直被中共拿来行恶，当作践踏无数国人尊严与生命的利器。
在罄竹难书的恶行中，信手拈来的就是转基因。早在2013年10月，中共在北京召开“再论转基因与国家安全研讨会”时，就有专家指出，“转基因会从根本上灭绝人类，是邪恶技术”。尽管如此，中共官方仍置国人及其后代的生命于不顾，不仅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给主粮颁发转基因安全证的国家，并且“批准进行各类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评价中间试验974项（次）、环境释放369项（次）、生产性试验228项（次）、商业化生产32项（次）、颁发安全证书1110份”。
除了转基因之外，中共还利用网络技术，侵犯中国人的知情权和隐私权。如今，惟一的两个用不了谷歌的国家中就有中国。在中共打造的“防火长城”以及对国民进行监控的金盾工程、天网工程、雪亮工程面前，中国人既无自由、也无尊严。别说“向生命致敬”，是凡对生命有最起码的尊重，也不会把这样的损招用在人身上。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后来的暴力治国，中共对生命的践踏是一脉相承的。
几十年来，中国人在备受践踏的过程中，完全丧失了自由与尊严。然而，人类的发展与创造从古到今都离不开这两大要素。埃及不是早就发现了，金字塔其实是由当地“具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而非30万奴隶所建造的吗？然而，这一惊人的科学发现却是瑞士一位钟表匠的研究成果。
曾被关进监狱的他发现，在狱中无论如何都不能制作出误差低于1/10秒的钟表，但在入狱前，他却能轻松造出误差低于1/100秒的钟表。在他看来，“在过分指导和严格监管的地方，别指望有奇迹发生”，“一个钟表匠在不满和愤懑中，要想圆满地完成制作钟表的1200道工序，是不可能的”。
这种因果关系倒是很精确的回答了中国科学网提出的“中国离下一次诺奖还有多远”的问题。在中共不把人当人的奴役与控制下，除非偷盗它国技术，中国的科技界“别指望有奇迹发生”。如果中国人继续生活“在不满和愤懑中”，继续接受中共的愚民术，那么想拥有跟民主国家、自由社会民众一样的智慧与创造力，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以说，没有对比，就看不到差距。当中国再次无缘诺奖时，日本却传来了继2000年到2002年连续三年摘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桂冠”之后，今年又获得了这一桂冠的消息。连中国的舆论界都很感慨，“日本在迈入21世纪的最初20年里，平均每年获得1枚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奖牌，将过去的诺贝尔奖强国——英国、德国、法国远远甩在身后，令国际社会惊叹不已”。
日本的科研奇迹是如何打造出来的，出产诺奖最多的名古屋大学副校长渡边芳人给出了最佳答案。他在2009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名古屋大学的校训是‘做有勇气的知识分子’，其含义不仅仅是培养获取已有知识的人才，而且是有勇气抱着怀疑精神进行研究的人……”
日本的大学如此看重知识分子的勇气，说到底，源于日本政府决不敢打压普通老百姓、甚至底层人民的勇气。就在东京将要召开奥运会之际，一个有勇气与政府对抗的日本农民火了。此前，为了开奥运会，成田机场要扩建跑道，他家的菜地就位于被规划征收的私有土地上。这位全世界最牛钉子户抱着“多少钱老子都不搬”的勇气以及“我在这片土地上不用农药就能做好有机农业”的意愿，就敢公开跟政府唱反调。在政府眼中，他“不仅让东京奥运会的交通难题无解，更是严重影响日本的国家形象”。
一个“蝼蚁”若在中国敢这样“造反”，早就被政府的推土机碾成肉泥碎骨了。中共治下，因强拆造成的冤魂、冤案恐怕都难以计数。然而，令中国人想都不敢想的是，日本当局不仅没敢碰人一根手指头，还乖乖按照“夜间不能起降飞机”的法律条款，每天都按时关闭机场，惟恐影响了人家晚上睡觉。
更令人称奇的是，就在日本政府把这个“蝼蚁”、这个“恨国贼”的“个人权利凌驾于国家之上”时，全世界的土豪们竟然开始考虑，要“把一生的财富向日本转移”。他们如此放心，就是因为“当日本政府连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都打不过时，还能打土豪吗？”这样的想法印证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只有农民、土豪、外加知识分子，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色都不怕被政府打压，才能聚积财富、网罗人才。
然而，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农民、土豪、知识分子等各阶层民众普遍缺乏“免于恐惧的自由”。被中共老大哥盯着一举一动、甚至思想、情感的中国人，既不敢想、也不敢做，只能靠逆来顺受，勉强让自己吃饱了不饿。如此，红朝只能出产犬儒，而看不到真正的知识分子；只能制造“高分低能”，而难见诺贝尔奖得主。中共这个暴力政权惟一能打造的，只是无数愚民和懦夫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