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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丕显前副委员长笔下的“三年大饥荒”

遗憾的是,福建省委拨给龙岩地区粮食后,龙岩地委个别领导同志认为情况没有这么严重,迟迟不肯要这些粮食。实际上是他过去向上面吹了牛,结果露了馅,感到下不了台,不好意思,怕影响今后的前程。到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饿死的人越来越多,群众知道省里已拨了粮食,却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不到,纷纷提意见。这时,他才不得不要了粮食。结果迟了一个多月时间,全区多饿死了几万人。

按:陈丕显,"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引自官方评价),在上世纪三年大饥荒之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本文摘自他的回忆录。

上世纪的三年大饥荒,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治下的四川省,以及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治下的河南省,才是大饥荒的重灾区。而陈丕显先生本文中所描述的福建省,远不是重灾区。

1960年4月下旬......回到了久别的福建家乡。一路上,我每到一地除了听汇报外都要去参观农民的食堂,到农民家里揭开锅盖看看,看他们吃的什么。邵武、三明、永安的情况还好,尽管三餐的稀饭稀得可以当镜子,稀得"浪打浪",但毕竟还有饭吃。可是一进入闽西境内,情况就十分不妙。许多人家无隔夜粮,靠野菜充饥,群众叫苦连天。我的心情很是沉重。......

4月30日,我在龙岩地委听取了地委、行署领导同志的工作汇报。他们汇报了闽西的大好形势,也说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提到有些群众生活有一定困难,但他们又把这归咎于这些农民瞒产私分。从他们闪烁其词、吞吞吐吐的汇报中,我深知他们怕戴上"右倾"帽子,不敢多谈问题。我初来乍到,对情况不是十分了解,所以也不便深问.......5月2日,我在地区行署代理专员李应槐、上杭县委副书记李升亮等同志的陪同下驱车去南阳。

由于从南阳到我家官连坑是乡间小道,不能行车,我到南阳之后便步行回家。当我路经田间时,便主动向正在劳动的群众问候,问他们生产、生活情况。他们异口同声地诉说没饭吃,吃不饱,饿得不能劳动。有人甚至大声地问我:"陈书记,现在是怎么搞的,弄得我们种田人没饭吃?"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在一片哀怨声中,我们一行来到官连坑,住到了我堂兄陈家梅的家里。事后才知道,我的两位兄弟为我回来住在哪里,颇费了一番心思。按理,我应当住在自己兄弟家里,可是我家住房年久失修,且又拥挤,两位兄弟实在挤不出能让我们一行七、八人住的地方。后来还是我的堂兄陈家梅为他们解了这个难题。因为陈家梅前几年盖了新房,较干净、宽敞。落座后,大家诉说了一番悲欢离合之情。

之后,我便在村子里转了一圈,看望了一些乡亲。我离别二三十年的家乡至今没有多大变化,眼前仍是一派衰微破败的景象。看到群众吃糠咽菜,有的瘦骨嶙峋、面有菜色,有的叫苦连天,我原先那份重返故乡的兴致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却是痛心和内疚!解放十多年了,没想到农村仍然如此破旧,农民仍然如此贫困!快到吃晚饭时,我听说公社领导为我准备了一桌酒菜。我一听此情况,气就不打一处来,严肃地批评公社领导:"群众吃糠咽菜,你却叫我吃肉喝酒,我能吃得下去吗?我要他们立即把酒菜撤去,只留米饭和一盘青菜,并重申从明天开始只准吃稀饭和青菜,不准吃干饭,更不准摆酒肉。实际上,这顿晚餐我基本没吃,因为看着家乡父老吃糠咽菜,我哪里还吃得下啊!

我回到家乡的消息不胫而走,众乡亲不约而同地来看我。许多人被县、社警卫的同志劝到了生产队食堂。我得知后就来到食堂看望乡亲。当我们来到生产队食堂时,村里及邻近村子的群众不请自到,一下子聚集了五六百人。我看人来了这么多,乱哄哄的,不好谈话,便请公社副书记陈从忠把原定第二天召开的群众会,提前到当天。这样既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也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陈从忠简单讲了几句之后,我便请大家随便谈了起来。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许多人不客气地问我,知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一位名叫陈从明的中年社员更是激动得爬坐在桌子上,喊着我的乳名大声说道:"春分妹子,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就不晓得该不该讲真话?"看着这位苦出身的乡亲这么激动,我深知他有许多话要说,便对他说:"你有话尽管讲。""我讲了真话,你走后公社会不会把我打成反革命呀?"我望了望在场的地、县、社领导,说:"你反映真实情况,怎么会成反革命呢?"接着陈从明便一五一十地诉说起来:去年发大水又下冰雹,粮食减产,可是公社却向上级浮夸说粮食跨《纲要》,并按《纲要》的指标来征购。我们完成征购任务之后,就没有多少粮食了。现在饭吃不饱,靠挖野菜充饥,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射山村已饿死了十多个人。公社领导只顾扛红旗争先进,不顾群众肚皮,不管群众死活。说着又指着我说:"春分,你当那么大的官,究竟知道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呀?我们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

陈从明一席话,说出了许多群众积郁在胸中多时、想讲又不敢讲的话,引起了在场群众的强烈共鸣全场顿时出现一片呼喊声:"陈从明说得对呀!""陈从明说得好呀!"大家纷纷争相诉说饿肚皮的痛苦。突然,一位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的老大娘跌跌撞撞地挤到厅堂中央,"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抱住我的腿泣不成声。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赶忙用双手把她扶起来。定眼一看,原来是我的一位叔婆。我一边扶着她一边说:"三妹婆婆,你不能这样,我担待不起,受不了呀,你有话起来慢慢说。"老人家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春分,我这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从来都没有饿得这样透(厉害)呀!我一家饿得不行,上山采山苍子树叶磪糠吃,头都被磪打破流血呀!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啊!你要救我们呀!"老大娘的哭诉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群众,许多群众伤心落泪,会场上出现一片哭泣声。面对此情此境,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辛酸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

(下面几段,陈丕显同志谈到自己心情的难受,其弟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向他讲述,当地官员知道陈丕显回乡,事先拨了九千斤谷子给南阳公社。)

......与南阳毗邻的旧县、白砂等公社的一些社员群众,误以为我已到了南阳。许多群众匆匆赶来,挽着乞食的碗筷、竹筒直奔官连坑,见着李应槐专员,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头便跪在他的面前,异口同声地哭着喊着:"陈书记呀,救救我们吧!我们没有饭吃呀!"一位群众当场哭诉说:"我家里人都饿死了,只剩下我孤独一人了,走投无路才出来讨饭吃呀,陈书记你大恩大德救救我们吧!"......

听了这些情况,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们一行吃过早饭--稀饭配酸菜,就告别乡亲来到南阳公社,参加了公社召开的烈军属代表和基层干部会议。到会的有一百多人,把公社会议室挤得满满的。......我刚讲完,军烈属代表刘富玉便抢先发言。他说:"我们公社在‘三面红旗'照耀下,形势一片大好,粮食亩产800斤,跨了《纲要》,群众生活比过去好多了......"

她的发言引起许多干部、代表的不满,不少人摇头叹气,有的干脆说:"刘富玉呀,你现在还在为公社吹牛皮,你不觉得脸红吗?"在众人的指责下,她才不得不结束了背诵式的发言。事后我才得知,原来她是按公社领导的意图抢先带头发言的,以起示范、导向作用,发言的内容也是公社领导事先授意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被大家哄了下来。接着一位叫黄启智的白发老人发言。他毫无顾忌地说:"有人说我们公社的粮食亩产800斤,除非把田里的泥土挖出来凑数!我们的实际产量不过是二三百斤,公社领导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吹牛皮呢?这是因为干部为了争取先进,可以提拔当官。他们昧着良心汇报,却苦了我们老百姓。现在群众吃不饱,不少人筛糠、摘树叶当饭吃。丕显,我们真不明白,人民政府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种田人连饭都吃不饱呀?"

(下面说到一位公社副书记在党委扩大会议上仍然胡吹亩产跨《纲要》,被陈丕显问得无言以对,面红耳赤。)

5月4日上午,我回到母校--南阳龙田书院,即后来的龙田小学参观。当我们走出校门口,路经洪田村时,只见数十个衣衫褴褛、拖儿带女的群众跪在路旁,大声哭喊着:"陈书记呀,我们没有饭吃,快饿死啦,请求政府救救我们啊!"......几位老者捧上手中的糠菜,塞给我说:"陈书记,你尝尝我们吃的是什么?"我和秘书、警卫员各自拿了一块,掰了一些吃了,那谷糠和野菜的滋味真是又涩又苦,叫人难以下咽。看着眼前这几位瘦骨嶙峋、面黄肌瘦的老人,我心如刀绞,泪水忍不住又淌了下来。......

几位公社领导都说,看着群众没饭吃,饿死人,他们心里也难过、也着急,早就想反映,但是又不敢说。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于是我便提议把各县县委书记请来,汇总一下情况。各县县委书记来了以后,都谈了情况,统计了缺粮人数,浮肿、生病、饿死人的数字。据当时统计,全区七县,除龙岩、漳平两县情况稍好之外,其他五个县缺粮情况十分严重,全区饿死--8000人左右(下面陈丕显同志说到要求省委书记叶飞救济,省里决定马上拨粮给龙岩地区1300万斤)

遗憾的是,福建省委拨给龙岩地区粮食后,龙岩地委个别领导同志认为情况没有这么严重,迟迟不肯要这些粮食。实际上是他过去向上面吹了牛,结果露了馅,感到下不了台,不好意思,怕影响今后的前程。到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饿死的人越来越多,群众知道省里已拨了粮食,却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不到,纷纷提意见。这时,他才不得不要了粮食。结果迟了一个多月时间,全区多饿死了几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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