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u0588：夹边沟幸存者李景沆：两千多名右派到了明水河，一天只有四两的糊糊汤可喝，他们找草籽找蜥蜴，吃一切能吃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连大小便都走不动到外面解决，只能拉在自己冷冻的床铺上。三千名右派，最后饿死得只剩下四百多名。有一个邓立之医生的身体被饥饿的右派刮去了屁股上的肉而食。
章诒和：49年以后，知识分子就是一个改造和整治的对象，你要反复检讨，反复交代，反复向党交心，让你在这样的态度中，生出‘原罪感’——‘我是有罪的’，一场反右下来，55万右派，占当时知识分子11%。
谢泳：1957年4月以后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在这次运动中，自杀的知识分子达到了1949年以后的又一个高峰。这一时期被逼自杀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各文化单位、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比比皆是，中国许多知名作家和科学家即在这一时期自杀。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绝望的年代，除了自杀没有别的路可走。
章诒和：第一步就是点名，单位点名：‘张三。经我们查明，长期散布反动言论。’一下，啪，你就完了。然后你是不是暂时不要工作了，停职一下，清理一下，回去想一想你都做什么了，你都错在哪儿了，写一个材料。点名有各种点名。最严重的是见之于报章。这样就开始弄你的家庭。对人致命一击是家庭。如果你在单位是孤立的，但是你的家庭是温暖的，这个人还能活，如果你在单位是孤立的，你回到家……这个你就活不了。
章立凡：童年就生活在这种恐惧中，老觉得父亲的话会被监听。成年后一些传闻得到证实，一个民主党派高官的家人，说收拾屋子时，无意在墙上发现电子管的窃听器。还听一位老警察说过，当时采用拉线的方式对罗隆基、章伯钧家进行监听。这说明从小形成的恐惧感是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