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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如何赢得“解放战争”?绝招无人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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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工作组"的干部们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办,一九四七年三月到六月,毛派专门整人的康生,到晋西北的郝家坡去创造典型。郝家坡第一天斗争大会后,康生对干部和积极分子总结说:"我们对地主太客气了","要指着鼻子骂","要提出让他倾家荡产,要教育农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脸斗争,"多死点地主分子没关系。"

毫无恻隐之心是毛泽东的最大优势。一九四八年中共打长春时,因强攻不得手,改变围困绝粮的办法,欲迫使长春守敌投降。五月三十日,林彪下令:"要使长春成为死城!,守长春的是郑洞国将军,他拒绝投降。由于城里五十万平民的存粮只能维持到七月底,郑将军要平民离城。

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作法:"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这是为了鼓励国民党军人投诚。毛对林彪说:郑洞国,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即老百姓挨饿的情况下)有可能争取起义、投诚"。虽然他自己没有怜悯之心,毛很懂得这一人之常情,懂得怎样利用它。可是尽管郑洞国内心"极度痛苦、绝望,他没有想过投降,一直坚持到最后。

围困长春三个月后,林彪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对郑洞国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彪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卡空"],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林彪还说:"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

甚至铁石心肠的林彪也建议"酌量分批陆续放出难民。报告上交毛后,没有回音。林彪熟悉毛"默否"的老花样,便自行做主,在九月十一日发出命令:"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但是这一指示未能实行,原因只可能是毛否决了它。只有对共产党有用的人才被放出。某难民回忆道:"我们家是九月十六号那天走的,在"卡空"待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

携枪逃亡的国民党官兵及其家属受到特别欢迎,沿途热情关照优待。留在"卡空,里的老百姓呢,活过来的人说,"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就这么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么几步远,就那么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在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

当时的长春市长记道:市民大批饿死是在厂九月中旬,以后,那时"北地长春,业已落叶铺地",供人们充饥的唯一食物也没有了。五个月的围困下来,中共进入长春时,长春人口从五十万减少到十七万。就是中共的官方数字也承认饿死十二万人。

参加围城的中共官兵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

长春发生的事被严密封销。有幸离城的难民都发了"难民证",印着四条"难民纪律",其中一条是:"不得造谣生事及一切破坏行为",严禁他们传播饿死人的真相。中共粟裕大将说,利用饿死平民来迫使守城的国民党投降这一长春模式,在"若干城市采用"过。只是粟裕大将没有说是哪些城市。

毛毫不留情地利用平民为战争服务。"解放区,大多数青壮年男子被征人中共不断扩大的军队,或当为前线服务的民工。后者数字尤其巨大,在辽沈战役中,直接支前的民工达一百六十万,二夫一兵。平津战役中的民工数是一百五十万。淮海战役中高达五百四十三万。这一支庞大的队伍在前线修工事、运弹药、抬伤员、送饭菜。

农活归留在家里的妇女干,帮她们的只有小孩、老人跟残疾人。她们还得照料伤病员,洗补军服,做无穷无尽的军鞋,给军队和民工碾米磨面做饭。家家户户都要出粮,在淮海战役期间农民出的粮达到二亿二干五百万公斤。为了提供做饭的燃料,农民拆掉自己的草房。大军搭的桥、铺的路上,有不少农家的房梁。

在中共"解放区"人们的全部生活都成了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这就是毛的"人民战争"。是什么使农民"踊跃支前",中共宣传说靠的是搞"土地改革"。没错。但那是什么样的土地改革呢?

毛泽东式土改的主要内容是由中共派"工作组"到农村,组织"斗地主,大会。会上对那些相对富有的人家和其它牺牲品,打骂折磨,甚至施以酷刑。提到土改,人们说起的都是这些记忆,分土地倒成了其次。

为了让"工作组"的干部们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办,一九四七年三月到六月,毛派专门整人的康生,到晋西北的郝家坡去创造典型。郝家坡第一天斗争大会后,康生对干部和积极分子总结说:"我们对地主太客气了","要指着鼻子骂","要提出让他倾家荡产,要教育农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脸斗争,"多死点地主分子没关系。"

康生指示把整家人作为斗争对象。斗争大会上,妻子跟丈夫一道被推搡着跪在瓦渣上,被吐唾沫、用鞋底抽嘴巴,被剥下衣服,被厕所里舀来的粪淋在头上。孩子们被别的孩子唤作"小地主土,打得头破血流。康生站在一边微笑地看着。

"地主"这顶帽子可以戴在任何人头上。郝家坡早已在共产党统治下多年,富人地也卖了,人也穷了,按中共《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里就找不到地主了。没有斗争对象怎么行呢,康生规定群众不喜欢的人可以作为斗争对象。于是村民们嫉妒,怨恨的人,通奸的人,便成了靶子。

康生的土改模式是干部们的教科书。和彭德怀一道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仗义执言的周小舟的夫人说:"我亲身看了那个土改,想起来很难受。斗地主,其实不是什么大地主,只是劳动力缺乏,请个工人,种种地,就叫地主了。斗的时候,搭个架子,把那些人吊起来。我看见的一个村子里,丈夫死了,女的那时都是小脚,在田里做工是很不容易的,于是请个长工进来。他们问她粮食藏在哪里?为什么房里粮食不多?我知道她家并没有很多的地,没多少粮食,但逼,逼供信,就要你交。

村子里男女老少都要来,连小孩子都要来看,强迫着来。叫你举手,你是不敢不举手的,不举手你也会遭殃。干部有的是痞子干部,真正的老实农民到那时惹不起那些痞子干部。"

周小舟和夫人反对这类做法。但他们接到的指示说,这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穷人翻身复仇的正义行为。当时的口号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毛实际上要的是干部们鼓励暴行。周小舟等人被指责为阻碍群众运动,被当作"石头""搬掉"。

毛对土改的暴行知道得一清二楚。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到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陕北佳县。根据给他的报告,那里的土改:"有用盐水把人淹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烧死人的。"有个地方甚至"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

毛那年底住陕北杨家沟时,不引人注意地去观看了斗争大会。会上的残忍作法连出身贫雇农的警卫也觉得"过火"。

一九四八年初,中共占领地区拥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都经历了土改。中共政策是百分之十的人口是"地主富农",这意味着仅就这两种人,还不算康生新加上的斗争对象,起码一千六百万人成为受害者。死亡难计其数。

土改的结果,据给毛的报告是"人人都害怕","农村极度紧张"。同情中共的美国记者杰克贝登在河北看到土改后说:"恐怖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人口中相当一部分被消灭。""在中共地区的农民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谨小慎微。"

毛泽东的目的达到了。中共要农民出兵、出夫、出粮、出钱时,他们大都一句怨言也不敢发,还得表现积极。

山东农民负担决定性的淮海战役。毛嫌那里的土改制造的恐怖气氛不浓,于一九四七年底派康生去搞第二次土改。康生对斗争对象采取"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政策。有一个镇,康生到来前没有什么暴行发生,来了以后一百二十人被打死。有的罪名是"同情地主土,其中两个年仅七岁,被儿童团的一帮孩子折磨死。正是山东的第二次土改,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基础。

毛也利用土改想使中共干部学习残忍,适应残忍。大多数新党员都得下乡参加土改"受锻链",其中一个是毛二十五岁的儿子毛岸英。毛岸英虽然在斯大林苏联长大,像土改那样的场面他还从未经历过。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毛派他去跟康生当学生,在康生领导的土改工作组里充作康生妻子的侄儿,化名小曹。不久毛岸英就充满苦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来到郝家坡不到十天,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问题。"他受到很多批评,说他"思想有右倾的嫌疑"。他睡不着觉,"晚上躺在床上,我左思右想地检讨了一番,难道我的思想真是含有右倾成分吗?"他责怪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味道","我还没有无产阶级化"。他感到"无限的痛苦"。这种痛苦让他"流下了好久没有流过的眼泪。"

责任编辑: 白梅  来源:摘自《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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