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加泰隆尼亚——身处在地球两端的示威者串连在一起，成为近日国际上的热门话题，香港甚至即将举办声援加泰的集会。香港社运引发蝴蝶效应，会变成全球化的新模式吗？在街头以外，各地的可比性实际有多大？德国之声就此采访了香港国际关系学者陈伟信。
德国之声：香港和加泰隆尼亚的示威成为讨论热点，许多人把两者相提并论，您认为它们有何共通和相异之处？
陈伟信：最多人讨论的当然是示威模式，加泰隆尼亚民众学习了香港的行动模式，国际间已有许多讨论。其次，加泰隆尼亚和香港都是在国内拥有自治权的行政实体，示威背后是地方与中央政府的角力。第三，两地在国内的经济地位举足轻重，加泰隆尼亚占西班牙GDP大约两成，香港占中国的GDP比重虽然愈来愈小，但是占中国外国直接投资（FDI）高达70至75%，经济地位毋庸置疑。
如果说社运和实战模式，两场示威可以拿来比较；但他们背后的诉求、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法理框架，其实都很难相提并论。
德国之声：为何这么说呢？两场运动有哪些迥异的地方？
陈伟信：首先，两者诉求不同。加泰隆尼亚提倡的是独立运动，从2015年提出独立路线图、2017年举办公投到2019年的判刑结果，都是独立运动衍生出来的效应。相反的，香港反修例运动的“五大诉求”当中，独立并不是选项。
第二，两场运动的法理框架不一样。加泰隆尼亚独立运动的诉求超出了自治法容许的范围，虽然示威者想把事件塑造为对抗威权政体，但是在法理上，现在的独立诉求与自治法框架有一定距离。这也是为什么西班牙政府坚持，认为加泰政府有责任平息示威。然而，香港示威所争取的都是“合法诉求”，独立调查委员会和双普选都是基本法框架下所允许的事。
德国之声：那么对于政府如何处理示威，外界应该抱持同一标准看待吗？
陈伟信：两者不能直接比较的是，西班牙政府是民选政府，即使你觉得她的民主不够尽善尽美，西班牙和加泰政府的确是选举产生的。而北京和香港政府的民主成份很有限，且受到强烈质疑，这部分很重要。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很不同，马德里政府的对口沟通单位是加泰政府，但是港府在事件中某种程度其实代表了北京，而港府本身也是示威者针对的目标。
政府有多大权力处理示威是另一个问题，加泰政府的权力是高于港府的。在加泰隆尼亚，政治协商仍然是主流可接受的方案；但是我们看香港，当局才刚刚跟欧盟官员说“You cannot negotiate with the mobs”，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本身体制上的局限，港府处理问题的手段和授权相当少。
德国之声：中共官方和媒体批评，西方看待香港和加泰隆尼亚示威时“双重标准”，你怎么看？
陈伟信：中国这种对于人权问题的批评是常规操作。对西方社会来说，始终香港在中国拥有特别的角色，相对得到较多关注也很合理。加泰隆尼亚运动最受注目是两年前的独立公投，当时不同西方国家已有表态。而且加泰运动由2006年蕴酿到今年触发连串示威，已经是10年以上的脉络。但是香港出现目前的示威形态只不过是短短4个月，成为媒体可以探索的新议题。
德国之声：除了吸引媒体以外，看来西方政府对两场示威运动的关注度似乎也不一样？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陈伟信：香港运动的曝光率较高，因为议题本身跟中国扯上关系，在西方世界就已经值得关注，而且西方在香港明显存在他们利益。他们对香港示威的表态并非针对单一示威，而是背后牵涉一国两制、港府如何尝试影响港人的自由民主。其实香港议题重新进入西方世界是2014年的雨伞运动，但当年只持续了3个月就落幕了。这一次运动涉及的不光是港人，还有外国商人和侨民的直接利益。除了美国的《香港政策法》，欧洲和西方国家都没有明确而有效的框架，处理与香港和中国关系。这场运动促使西方社会，重新理解和演绎他们与香港的关系，以及更广义的与中国的关系。
就欧盟而言，他们早已讨论过加泰隆尼亚问题并达成共识--那就是纯粹的西班牙内政，相信西班牙民主政体会有解决方法。除非真的有很严重的人道问题，例如警暴达到欧洲不能容忍的程度，才会有新的取态。
德国之声：像香港与加泰隆尼亚运动的连结，最近也有人拿来检视印尼、智利等地的示威，你认为“本地示威全球化”会是未来的趋势吗？
陈伟信：愈来愈多示威出现会是大家见到的常态，因为在当今政治中，愈来愈多人觉得无法在既有体制中表态。本地示威连结国际的全球化现象的确出现了，但仍然在实验和摸索的阶段，会不会成为趋势仍然言之尚早。我认为还要视乎议题的性质，例如英国的“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运动在香港没有引起共鸣。所以很关键的是，示威者有没有找到共鸣点串连不同地域，像香港示威提出的“Be Water”就明显是个成功的例子。
香港的示威策略的确为国际社会带来重要启示，很多学术研究陆续出炉，把香港视为社运的新模式。特色是无领袖，大量运用即时社交媒体和标签（hash tag），短时间内建立渠道连结本地甚至世界各个角落，不止单向发布讯息而是双向的协调，还有在网上不断自我修正立场和检讨策略。例如香港占领机场，泰国和法国很久以前就有，但怎么占、占完以后做什么、怎么离场？香港这种流动性在传统社运中都不存在，相信香港示威的“范例”在全球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