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有市民参与一场非法集结，对法治造成更大潜在侵蚀的，是有警员滥用暴力，且无需为此负责。”（路透社图）
因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而起的抗争运动，即将踏入第六个月。
“我没有预料过事情如此发展，但我能够理解，当我看着事情发生。”大律师公会主席戴启思（Philip Dykes）如是说。
“大家的关注不再限于《逃犯条例》，毕竟它不太可能直接影响到你，但现实有其他更加逼切、市民关注的问题，都在今次运动中浮面。”
大律师公会是最先表态反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的团体之一。早于2月中，戴启思在《壹周刊》撰文，质疑政府声称修例能堵塞法律漏洞之说有误，表明建议值得社会忧虑及认真审视。民阵3月底举办的首场反修例游行，大会统计参与人数约为1.2万。
之后几个月，公会多次就修例向政府提交意见书、发表声明、多名执委接受媒体採访，均表明反对修例。香港各界、甚至国际社会，开始纷纷就修例表达不同程度关注。
6月6日，法律界发起主权移交后第五次法律界黑衣游行，近3,000名律师参与，为五次游行中人数最多。当日戴启思和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铿，及多名法律界选委，站在队伍头排，由终审法院静默行至政府总部抗议。
3日后，民阵举办第三次反修例游行，参与人数为103万—然后就是一路走来到今天，不少人形容为no way back的境况。
“用谚语来说，（逃犯条例）就是压垮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大家在过往几年对香港政府不满，累积而成的后果。”
“很遗憾地，政府没有儘早与示威者对话，也没有承诺回应他们的关注，重启达致普选目标的政治程序。如果政府当初尽快对话，回应示威者希望独立调查警队的要求，或者事情一早已经完结。”戴启思明言，“情况之所以继续恶化，是因为政府无所作为。”
戴启思：比起非法集结警队滥暴对法治更大侵蚀
戴启思，以至其领导的大律师公会，在外界眼中一向更为敢言，且对政府态度强硬。虽然戴启思和不少法律界人士经常强调，律师谈的是法律，不是政治，但戴启思亦承认，不少议题虽然是法律，但同时有其政治含义（political connotation）。而在近日尖锐的政治纷争之中，就算公会再想撇清法律和政治，似乎无可避免捲入其中。
左报、建制派一直批评公会攻击政府、误导市民、製造恐慌，至近日，公会内部似乎同样出现暗涌。资深大律师蔡维邦月初辞任公会副主席一职，他在报章撰文解释辞任原因，是因为不满执委会大部分成员对示威者暴力保持沉默。蔡维邦指，政府在此事上的处理不当，部分警员亦可能对示威者使用过分武力，但他认为，“有人首先犯错，也不能为暴动分子的猖獗行为开脱。”
不过蔡维邦的师傅、同为大律师公会执委的资深大律师骆应淦，其后在电台节目《香港家书》中谈及自己对运动的看法。骆应淦认为，虽然暴力不能被宽恕，但是问题的起点是“政府要硬闯”，强行通过《逃犯条例》修订。
骆应淦反问，仅谴责暴力有何用？这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源，“是那些掌权者的顽固，播下了暴力的种子。”
除了师徒之间有分歧，副主席辞任，主席自然需要解画。
戴启思不认为公会对示威者暴力保持沉默，他早前向公会成员发内部信件，罗列公会过去几个月曾发出的声明：612冲击、71破坏立法会大楼、8月尾阻塞机场及港铁等运输服务、及9月底有公众人士在法庭辱骂一名高级检控官，公会统统有发声明谴责。只不过公会在多份声明中，同时批评有警员对和平示威者及记者使用过分武力、促请政府打破沉默与示威者对话，及强调除了守法，法治更强调一个会问责、能受独立司法机关制衡的政府。
在政府、警方连月“止暴制乱”、“依法追究”，建制派的“谴责任何暴力”论述下，大律师公会作为专业团体，能说一句“谴责警队滥权”，已赢得公众不少掌声，甚至相信大律师公会站在抗争者一边。
蔡维邦认为公会谴责示威者暴力的态度不够强硬，戴启思不以为然。“如果你每星期都说，‘我们谴责暴力’、‘我们谴责暴力’，你听起来只是一张坏掉的录音带。”
“市民无需大律师公会去告诉他们，掷汽油弹是非常严重的罪行，他们可能会伤害自己及其他人，或者破坏港铁站是严重的刑事毁坏罪—这是很显浅的。”
但戴启思强调，无论大律师公会批评政府、警队，还是批评示威者，宗旨只有一个，就是捍卫法治。而法治亦非如政府所言，几百个示威者在街上纵火破坏，就能所谓“破坏法治”。
“你可以说示威者是在‘违法’。但当他们被逮捕、带上法庭，获律师代表，接受公平审讯，罪成后获判适当的刑罚，这就是‘法治’。”
戴启思指，维护“法治”不只是要市民守法，“法治包括一个肯问责的政府，及尊重人民的权利。”
“比起有市民参与一场非法集结，对法治造成更大潜在侵蚀的，是有警员滥用暴力，且无需为此负责。”
戴启思认为，法律专业对政府及警队以更严谨标准审视，不是双重标准，更不是反政府，而是捍卫《基本法》及人权。
“大律师公会的责任是捍卫法治、《人权法桉条例》，及捍卫《基本法》。如果我们看见有人破坏《基本法》和人权法，我们就要发声。”
“如果我们不就问题发声，政府下次只会变本加厉，这是我们的责任—这不是反政府，而是捍卫《基本法》和《人权法桉条例》赋予市民的权利及自由。”
“《基本法》不是因要为政府提供高床软枕而存在，它是为了香港人而存在。”
警屡被疑滥权戴启思吁相信司法把关
截至10月中，警方在近日示威冲突中拘捕逾2,600人，被起诉人数则逾450。
早前因涉参与9.29“反极权大游行”被捕的示威者，其中96人被控暴动罪，近百人10月2日于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当天原定早上9时半开庭，但由于被告人数众多，法庭不仅不够容纳全部被告亲属，就连律师席亦告爆满，不少律师需在审讯中全程站立。桉件最终在晚上10时半方告退庭，打破历来“过堂”时间记录。
除了因为辩护律师等候会见当事人、逐一处理保释申请需时，另一样令法庭花上时间处理的，是多名律师向法庭投诉，他们在警署苦候多个小时仍无法会见当事人；有被捕人被拘留逾40小时才获准打电话；有伤者被延迟送院、提出要求多个小时后仍未获安排如厕…
戴启思今年8月31日及9月16日曾两度致函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反映有大律师向公会投诉被阻挠会见被捕人，包括有律师被拒绝进入警署，有大律师被拖延会见被捕人士，有警员以无事务律师在场为由，拒绝大律师与被捕人士会面，甚至有律师投诉，有警员刻意误导，声称被捕者拒绝律师服务，要求卢伟聪尽快跟进有关情况。
戴启思指，他至今仍未收到警务处任何回覆，但从行内听闻，在他两次致函之后，情况有所改善。
戴启思形容，他担任刑事法律师多年，被捕人投诉被警方不当对待，时有发生，但有如近期投诉的规模，确实是前所未见。不过鑑于被捕人数之多，戴启思说他听到大量类似投诉时，也不感意外。
“一般情况下不会这样的—我不是试图为警方辩护，但我明白警方亦有其难处，”戴启思表示，“当你在警署有大量被捕人，而出面还有示威者，这绝对会令警署不胜负荷。”
戴启思强调，《基本法》第35条保障香港居民获得法律谘询、选择律师等权利，如果警方阻挠被告见律师，法庭一定要处理，甚至可能因此影响控方。警方确保被捕人士权利得充分保障，也是在确保控方的利益。
警方在近日风波中公信力受损，行政机关似乎无法、亦无意制衡警权。随着越来越多桉件被带上法庭，市民原本仅聚焦警方的质疑，无可避免带出了另一个疑问：我们能否相信法庭有效监察警方？
而近日多宗牵涉示威者的桉件，律政司在控罪书上隐去警员证人的身份，更曾以保护身为警察的证人为由，要求法庭颁下匿名或言论禁止令（gag orders），甚至警方向法庭申请禁止披露警员及其家属个人资料、禁止公众查阅选民登记册等禁制令获批，种种迹象显示，公众的疑虑并非杞人忧天。
戴启思以上诉多宗桉件已进入司法程序为由，不愿多谈。戴启思认同，律政司在控罪书上隐去警员身份是不寻常的做法，他亦理解为何公众对此感忧虑，但他认为总体上，市民仍可对司法制度抱持信心。
“我相信这问题会得到妥善处理，双方都有权在庭上就支持或反对匿名令陈词，如果裁判官决定颁布禁令，反对者仍可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戴启思预期，随着更多备受争议的示威桉件进入审讯、裁决、判刑，法庭将会面临更大、来自双方的压力。而他们作为律师的首要职责，无疑是捍卫司法独立。
“例如公会早前发声明，批评示威者在法庭内追着指骂一名检控官。如果被指骂的是辩护律师，我们的态度都会一样，重点是你们不能干扰司法公正，不能骚扰任何一方的律师。”
“我相信很多人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正面对严重的危机。很多我们以前觉得在《基本法》保障下可信赖的制度，现在可以是很脆弱的，例如言论自由、行动自由。我从来最关注是‘皇冠上的宝石’—即我们的司法制度。”
“我们大律师和事务律师都要继续努力，确保司法独立得以捍卫。”
戴启思去年1月与骆应淦、陈文敏、沉士文和石书铭等组成名单，撼赢当时争取连任的林定国。不少人期待团队会为公会带来一番新气象，但同时有人预计，在戴启思领导下，公会或会与北京关係转差。不过戴启思当时接受本网访问，断言自己13年前首次出任大律师公会主席时，与北京有良好沟通，相信今次也不会改变。
不过去年9月，北京大学突然拒绝两名大律师任教由公会和大学合办多年的普通法课程，并拒绝戴启思出席课程完结仪式。公会不满北大未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通过决议无限期暂停合作，令人质疑公会与北京关係跌至冰点。
公会明年初将会举行週年大会及改选新一届执委，担任主席两年的戴启思即将交棒。戴启思承认，北京当局在过去18个月，确实没有邀请公会参与任何公务交流，但他不愿忖测原因。戴启思仅表示，自己十几年前第一次担任公会主席，公会与北京关係尚算良好，近年情况为何有变，他着记者自己询问北京，“抱歉我无法解答。”
不过戴启思可肯定回答的是，他暂看不到任何迹象，有大律师会因为其政治取态受压，他也不认为，独立执业的大律师会因为其政见，而接少了生意。
“如果有人会因为政见而不委任某些律师，我估计他们随时要筛走四成律师。”
办集思会冀向政府进言“公会不一定能带来奇迹”
大律师公会上周五（25日）举行集思会，邀请会员交流，希望最终以公会名义向政府提交意见书，建议如何走出当前社会困局。戴启思指，之前有会员建议，公会或能提供人手充当调解员，筹办平台让市民和政府沟通，但相关提议仍有待商讨。
不过他担心公众有错误期望，再三强调，公会只能向政府提供法律上的建议，绝不会为特定政治主张站台。
戴启思始终认为，目前政府施政瘫痪，问题根源始终在于政治，政治问题，必须政治解决，他坦言大律师公会可以做的并不多。
“会员以个人名义做到的事情可能会更多，有人希望公会可更主动介入事件，但就我个人而言，其实我不认为公会可以带来很多改变。”
“大律师公会受制于我们的宪章，我们是一个专业团体，也有一定的地位，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保障行业的权益、捍卫法治....大律师公会不是改革小组，我们不一定能带来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