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要武”，年轻的红卫兵就没有谱了。一场空前的武斗开始了，与后来的武斗不同，有派性的武斗是双方持有武器，你打我也可以我打你，你拿棍子、枪我也可以用棍子和枪还击。1966年“8.18”之后的武斗，是红卫兵针对手无寸铁的百姓，这些被打的多为所谓地富反坏右资以及一些有成就的老知识分子。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一时间，他们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打人、挂牌子、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暴力行为成风。行动的狂热，整个社会一片恐怖。
当时的舆论工具也在鼓吹“要武”，“8.18”之后红卫兵迅速“武斗”，第二天的8月19日《北京日报》发表文章《把革命家谱永远续下去》。红卫兵更加疯狂地涌入社会。新华社也不甘落后，对此进行了连续的肯定性、歌颂性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这股潮流迅涌速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首先是抄家，不用任何批准，想抄谁家就抄谁家，可以任意烧、毁，可以把家中任何东西抄走。他们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海瑞墓、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
最可怕的是红卫兵的打人，红卫兵一般都是用鞭子抽，用棍子打，1966年8月后期，北京火葬场的死人特别多，粗略统计截止9月30日北京市抄家3.3万户，打死约1700人。有的是被凶残的红卫兵活活打死，有的是不堪侮辱自杀而死。其中最残酷的是有数人现在还能做证的崇文门外花市大街红卫兵用开水活活浇死一个所谓的“地主婆”。“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北京市文联被红卫兵暴打后晚上选择了跳进太平湖……
对于这个臭名昭著的红卫兵运动，当时的领导人态度迥异，多数人口头上不得不承认大方向是正确的，但私下也在说真话。已经被降职的刘少奇“8.18”在天安门上对伍修权说：“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反复地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大”。周恩来多次劝说红卫兵“要文斗不要武斗”，挽救了相当一批人。在得知红卫兵要冲故宫，周恩来立即指示故宫闭馆，同时通知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免于这个在全世界都堪称极品的宫殿没有被毁坏。直到事过9年，周恩来临终前还对老舍的死和马思聪被打出逃感到惋惜和难过。
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车队行进在长安街上
后来关于这段恐怖的历史，基本上都由林彪、四人帮来承担责任，尤其林彪在天安门大声喊红卫兵小将的行动“好得很”，更印证了这一点。但是，林彪的讲话毕竟不是代表他一个人的，也毕竟是经过集体讨论的。而且有些事情随着当事人的回忆，也在接近真实。文革中的重要人物、北京市领导吴德回忆，他看到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造成很坏的影响，心里有想法也不敢制止，恰好毛泽东找吴德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吴德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希望刹一刹这股风，并表示北京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毛泽东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一向跟得很紧的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但接着讲了一句当时谁也不敢讲的：“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这句话在当时还需要一些勇气，因为革命就是你死我活，红卫兵打死了那么多人，都要承认大方向正确，这一“正确”别人也就不敢反对“正确”了。而副统帅在承认大方向的前提下还强调不要打死人，可见林彪从内心也不赞成红卫兵的很多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