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成员被分割成领导阶级、被领导阶级、被专政阶级。农村人口被分成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共不实行欧洲那样的爵位制度，也没有印度“摩奴法典”那样的法律，但它建立的社会主义中农、下中农、贫农。工人被分成全民、集体、合同工、临时工。知识分子有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孤立打击对象。这些不同的身份构成了经济剥夺，政治压迫的梯形社会结构。身份低下的人群过着人间地狱般的生活。
“老红军”、“三八式”成为红色贵族，不仅终生享受特殊的供奉，而且不问其德能，一律占据国家要职。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出任大学校长、文化局长、科研所长的事司空见惯。
行政级别是没有肩章的类军衔制。级别的不同不仅决定工资额的差别，也是身份、地位和权利的象征。在等级结构中，人身的递进式依附是普遍而绝对的社会规则。17级可以听什么报告，13级可以看什么文件，其界限决不可逾越。高干掌握的“真理”多，从而可以傲视任何普通人，他们过奢华的生活就是天经地义的了。30年前，一个行政8级的省辖市市委第一书记，即可住7个房间的洋房，坐进口专车，享受“特供”，有公派的秘书、警卫员、厨师、司机、公务员、保姆、锅炉工（当时没有区域供暖）。可以想象，5级、3级的省和中央高干过的是什么生活。和欧洲贵族不同的是，他们一律被称为“公仆”、“人民的勤务员”。他们和那些啼饥号寒的底层民众做的工作“都是革命工作，只是分工不同”。
社会的变迁冲垮了25级的分级制（后恢复15级制），但并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共产等级制。现在的称呼是县处级、司局级、地厅级、省部级、中央级等等。其实质与爵位制度没有任何不同。分级制原来只在“干部队伍”里实行，现在推行到社会结构的各个领域。于是有了省级医院、局级公司、师级歌舞团等等。举凡工厂、矿山、学校、商店、公司、银行、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寺庙等一切社会组织都被划定相应的等级。警车开道，呼啸而过的，不一定是“中央首长”，也许是院士，董事长，端看“够不够级”。
所有官员分成县管干部、市管干部、省管干部、中央管干部（唯独没有选民管干部）。同级干部则有严格的排名顺序。谁属哪级管干部及排名先后并不单纯由职务决定，而是由本级党委向上级组织部门申请，经批准形成的。这个秘密的黑箱操作过程掩藏着巨大的腐败。
社会各等级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事实上互不通婚。男女青年谈恋爱首先要问对方的家庭成份。农民永远不能成为工人，工人永远不能成为干部，22级的小干部终其一生也不可能升到17级。这一切都是“一开始”就排定了的。
这种等级差别终生不变。只要爬上某个等级，就可以享受该级别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由于平均寿命延长、官位无节制增加和退休年龄下降等原因，这部分人的数量越来越庞大，对他们的供养国家已不堪重负。平民百姓有病只能等死，而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化高干病房。这项开支一年就达500多亿。要加上在职干部“疗养”，每年的花费约1000-2200亿。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医疗开支的85%。干部的生命比百姓的尊贵，所以在火灾现场才会“让领导先走”。
等级身份甚至带到死后。这体现在讣告或逝世的消息在哪级媒体发布，遗体是否覆盖党旗、国旗、军旗，覆盖的是几号（尺寸）旗，给与何等谥号（伟大的、卓越的、忠诚的、思想家、革命家、领导者、战友、学生、巨大损失等等），以及葬于何墓地等均有严格规定。
等级制在中国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中共代表的是新兴官僚阶级和权贵资本阶级的利益，它和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阶级和奴民阶级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要维持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和压榨，它必须使社会的等级形态制度化，以便通过层级控制，放大管控能量，以驾驭整个社会。
中国在制度方面的跛腿走路，做得就是，把资本主义那些最腐朽的垃圾当宝物拿了回来，而被最宝贵的东西当洪水猛兽而拒之门外。说白了，只要能让它们捞钱的西方制度，来者不拒，但是只要是制衡它们手中特权的西方制度它们就怕得要死，一定要妖魔化后加以排斥；所以它们学会了资本家残酷对待工人，而学不会制定法律，组织工会保护工人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