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警察在山东枣庄的一家网吧内进行巡逻及检查工作。（法新社资料图片）
创始于1985年的“无国界记者”，在促进全球新闻自由方面卓有成效，2005年被欧洲议会授予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2018年，在“无国界记者”的倡导下，成立了25人“全球信息与民主委员会”，委员包括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斯蒂格勒茨、作家略萨、人权律师埃巴迪等四名诺贝尔奖得主，和弗兰西斯•福山、亚当•米奇尼克等学者、记者、作家、人权活动家和科学家。作为25名委员之一，我参与了《全球信息与民主宣言》的全部讨论和起草过程，向委员会解释中国的“信息柏林墙”。
2018年11月公布的《全球信息与民主宣言》，确立了全球信息空间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它应服务于表达自由、人类尊严、宽容和增进理解；获取信息和知识，是一项基本人权；政府控制媒体、扭曲信息、压制新闻、用暴力对待记者，极大威胁和剥夺了人类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权利。这个宣言重申和细化了《联合国人权宣言》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关于“表达自由”的基本原则，并结合信息时代的特点，为全球信息空间、媒体、记者和国际信息平台确立了基本原则。《宣言》得到数十个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欧洲理事会的支持。
柏林墙倒塌至今30年了，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猛然醒悟到：互联网曾经被人们寄予厚望，可以引领中国走向开放与自由，但中共却用它来实施全面高效的数字极权主义。哈佛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纪念柏林墙倒塌30周年的文章中说，“当我们痛快地庆祝共产主义在欧洲崩溃时，全然低估了共产政权在中国存活下来的深远意义。”
人们迟迟没有意识到：民主与专制的对抗没有停止，中共筑起的“信息柏林墙”不仅囚禁着中国人民，而且不断向自由世界渗透和扩张。孔子学院、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各类同乡会、校友会和商会，威胁着西方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大量的海外媒体被中国政府渗透、收买，影响着海外华人和外国读者的思想观点；中共用拒绝签证来威胁国外研究者、记者，迫使他们进行自我审查；在中国进行采访报道的外国记者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跟踪和骚扰；微信、抖音等中国社交媒体，越来越引起海外用户关于内容审查和隐私安全的忧虑；很多西方公司因为在西藏、维吾尔、香港、台湾等问题上的政治观点而受到中国政府的谴责和抵制，并且几乎都要道歉并且撤回或改正他们的说法；华为、ZTE等中国科技巨头，对所在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中共利用黑客对西方政府、科技、大学、军事、情报等部门发起网络攻击、窃取秘密；中国政府的五毛水军或机器人制造和传播各种虚假信息，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出版人、书店店员和异议人士甚至在境外，被中共特务绑架回国……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中共信息柏林墙的延伸。
尤其不可接受的是，西方的科技巨头们-思科、谷歌、脸书、苹果、雅虎等等，纷纷配合中国政府的互联网审查，甚至为中国的互联网防火长城（GFW）提供技术、设备和培训。西方人曾热情地帮助东德人翻墙和拆墙，但这些科技公司却为了巨额利益，帮助中国政府建立和加固高墙。
2017年4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国际手机互联网会议上的谷歌展台。（美联社）
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后，逃到苏联的昂纳克被引渡回国受审，被控犯有叛国罪及杀害192名试图逃离共产党政权的德国人；“末代总书记”克伦兹，因杀害东德民众罪名被判刑6年半；开枪把18岁的彼得打死在柏林墙上的两名军人，分別被判刑20和21个月。在罗马尼亚，制造屠杀的独裁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再后来，“中国人民”的其他一些老朋友们，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卡扎菲被打死，萨达姆被绞死，穆巴拉克被赶下台、关监狱，米洛舍维奇受审期间死亡，全斗焕被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本阿里逃亡、被缺席审判，皮诺切特入狱……颜色革命和民主革命席卷之下，大量的独裁政权纷纷瓦解。
但在中国，制造屠杀的刽子手们用人民的鲜血保住了政权，并且建起了高科技柏林墙。那些把翻墙者投入监狱的秘密警察、法官和共产党干部，仍在残害着中国人民。30年来，在西方政府的绥靖政策和国际科技巨头的助纣为虐下，中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上畸形崛起的同时，却背离自由民主，而中共的魔爪已经伸向自由世界。就在此时，北京的枪声响在香港的街头。
1987年6月12日，里根总统在布兰登堡门向苏联共产党喊话：“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今天，深受信息柏林墙之苦的中国人，当然希望、也永远感佩国际社会推墙的努力；但如果不能帮忙推墙，请你们不要帮着加固这堵墙好吗？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