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的撰稿人王友群博士。*
10月5日，我在大纪元发表《中共政法大骗局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其中，谈到了我在被中共非法监禁5年里向江泽民等索赔超过1亿元人民币，而中共的公、检、法、司，从下到上，直至江泽民，没有一位官员敢说一个“不”字的传奇。
我的索赔对象包括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那么，为什么我要向贺国强索赔1000万元人民币？因为我被非法监禁5年，与贺国强有直接关系。
贺国强是江泽民、曾庆红的亲信
1999年7月20日，当时的中共独裁者江泽民为一己之私，动用全部国家机器，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大迫害。他原以为可以在很短时间内铲除法轮功，但是，他邪招用尽，也没能铲除法轮功。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前，7位十五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约定，在十六大召开时，除胡锦涛一人留任外，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其他6位常委全部退休。
江泽民退休前最大的心病是法轮功问题，他最担心继任中共领导人清算他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十六大召开前，江泽民在人事上作了一系列特殊安排，以确保他仍然能够当“太上皇”，掌控全局，同时，确保江泽民派系人马在十六大上占主导地位。
江泽民做的最重要的安排是，将他的“军师”曾庆红提拔重用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以便曾庆红在中共十七大时接替胡锦涛，担任中共党魁。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到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时，曾庆红因名声太臭，遭中共元老集体抵制，被迫退休，这是后话。
十六大召开前，曾庆红是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组织部长，替江泽民掌管提拔重用各级官员的人事大权。曾庆红升官后，谁来做中央组织部长？当时，江、曾选人用人的第一标准是，被选中的人必须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江、曾在全国各地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贺国强在重庆迫害法轮功非常卖力。
中共十六大上，贺国强被提拔重用为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2002年至2007年，贺国强当了5年中组部长。这5年，贺国强忠实执行江、曾的选人用人政策，提拔重用了一大批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官员。
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江泽民最担心的事，仍然是有人清算他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在人事上又做了一系列特殊安排。其中之一便是提拔重用贺国强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
1999年“7.20”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我因为1999年5月7日写了致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被隔离审查135天，被开除党籍，剥夺工作权。
我认为，中纪委监察部对我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从2004年1月中旬起，我开始依法向中纪委监察部申诉。贺国强当中纪委书记后，我继续接连不断地向贺国强申诉。但是，我寄给贺国强的所有申诉信，贺国强全都不予理睬！
我被非法监禁前与贺国强的关系
鉴于贺国强在我的申诉问题上长时间有法不依、违法不究，鉴于中纪委监察部已非法剥夺我的工作权长达8年多，2008年7月4日，我写了一封致我所在居委会领导的信，依法检举了贺国强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信末，我强烈要求贺国强必须赔偿我的物质和精神损失不得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
居委会领导立即将我的信上交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办事处。当时，德胜街道办事处长期跟我打交道的人，是610办公室官员韩军。我的信，很可能被交到韩军手上。然后，被逐级上交到中央610办公室。当时，中央610办公室是中央政法委的内设机构，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是江泽民的亲信周永康。周永康收到我的信之后，很可能转给贺国强看了。
2008年7月11日，我被非法抓进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2009年10月7日，我被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
我被非法判刑前与贺国强的关系
被非法抓进看守所之后，我依法写了许多检举信、控告信，以及上诉状。检举对象包括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
2009年11月19日，被关押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内的我，依法写了一封致时任中共党魁胡锦涛的信，检举贺国强在我的申诉问题上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信末，我强烈要求贺国强必须赔偿我的物质和精神损失不得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此信写好后，上交张起江（音）警官。
当时，我的案子已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按照法律常识，我的上述检举信，应转交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专门负责审理我的案子的法官贾连春。
我的检举信是否存在诬陷、敲诈勒索贺国强的问题？贾连春法官应依法审查。如果贾连春法官认定我诬陷、敲诈勒索贺国强，肯定会判处我最重的刑罚，至少是无期徒刑。
2009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我的上诉案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原判（5年有期徒刑）。贾连春法官制作的终审裁定书，没有认定我诬陷、敲诈勒索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
我被非法关押在监狱时与贺国强的关系
2009年12月17日，我被押解到北京市前进监狱。在监狱里，我也写了许多检举贺国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信。
2010年9月11日，我写了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何勇的检举信，其中，特别谈到：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中刑终字第3381号刑事裁定书，是依法查办贺国强最重要的证据。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致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上诉状》中，我专门谈到了上述2008年7月4日我向贺国强索赔1000万元人民币的信。
根据法律常识，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法官贾连春，在审理我的上诉案时，必须对我在《上诉状》中提到的这封信是否存在诬陷、敲诈勒索贺国强的问题进行调查。在贾连春法官制作的终审裁定书中，没有认定我诬陷、敲诈勒索贺国强。
2010年9月11日，我还写了一封致时任中共党魁胡锦涛的检举信《关于依法逮捕贺国强的强烈要求》。
上述两封检举信，都被前进监狱狱警柳刚非法扣押，理由是：这里是监狱。
这里，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中纪委监察部非法剥夺我的工作权，我妻子长期承受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尤其是我被非法判刑5年，我妻子面临的压力更大。
2010年4月27日，我妻子被迫向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提起离婚诉讼。2010年8月10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对我落井下石，非法判决我妻离子散。
2010年11月22日，被关押在前进监狱内的我，依法写了致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民事上诉状”，白纸黑字控告贺国强对我的迫害。
2011年4月7日，北京市第一级法院法官王茂刚、书记员赵蕊，到前进监狱对我进行讯问。当时在场的有：前进监狱十分监区副监区长柳刚，前进监狱十分监区副指导员施兴东等。王茂刚问我是否愿意离婚，我说不愿意。理由除了在“民事上诉状”中讲的外，我陈述了3个事实：
第一，我妻子向法院递交离婚诉状后，一直坚持到监狱里看望我，甚至在她已经接到初审判决书之后，还坚持到监狱看望我，还给我寄过一份报纸，上面有一篇文章，标题是《此生最你是知己》。夫妻感情完全破裂的人会这样做吗？
第二，2011年3月，就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法官周涛，罔顾客观事实，胡乱判决我妻离子散，我给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院长写过一封控告信。到2011年4月7日，我没有听到或看到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院长对我的控告信说一个“不”字！
第三，2009年11月19日，我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写给胡锦涛的检举信中，向贺国强索赔1000万元，2009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法官贾连春制作的终审裁定书中，没有认定我诬陷、敲诈勒索贺国强。
这也充分证明：并非我没有能力赚大钱，让我的妻子和家人过上衣食住行无忧无虑的生活。如果当初中纪委监察部不非法剥夺我的工作权，我妻子根本不可能提出离婚。
在最后的陈述中，我专门提到了老子在《道德经》中的一句话：“多易必多难”。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开始做一件事时，图简单，图省事，怕麻烦，草率、轻慢、马虎，到后来，必定会有大麻烦。
在结束语中，我语速很慢、声音不高、却非常坚定地说：“故意存心促使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最终决没有好下场！”
我的话，被书记员赵蕊记录在笔录上。我在认真核对笔录并纠正若干错误后，在笔录上签名。
2011年4月2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向我送达了撤销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民事判决的终审裁定书。
据狱警柳刚讲，他在前进监狱工作10年，监狱的在押人员，凡是监狱外面的妻子提出离婚的，法院最终没有一个不判决离婚的，我是唯一的例外。
我当时的真实想法是：我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我修炼法轮功之后，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在夫妻关系上，在男女关系上，我没有犯过任何错误。
而且我结婚时，是拜过天地的，我的婚姻是得到天地承认的，是得到神承认的。我只要坚守正念，一正压百邪，法院最终决不敢判决我离婚。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最黑暗的黑窝里，我放下生死，最终保住了我的婚姻。今年，我与我的结发妻子结婚30周年，已步入“珍珠婚”。
写作此文时，我的心中对神充满了虔诚与敬畏。信神，就能得到神的护佑；信神，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下面是我的“民事上诉状”副本第4页的复印件：
2010年11月22日王友群在前进监狱写的《上诉状》第4页（作者提供）
贺国强跟着江泽民作恶必遭恶报
关于贺国强的严重违法问题，我留下了3份白纸黑字的证据：（1）我2009年10月13日致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刑事上诉状”；（2）我2010年11月22日致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民事上诉状”；（3）2011年4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书记员赵蕊做的笔录。
这3份书面文字证据，都保存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
善恶有报是天理。
贺国强的难兄难弟，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现在正在秦城监狱里度日如年。
贺国强跟着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做了那么多坏事，就完事了吗？
我坚信，对江泽民一伙政治流氓进行大审判的日子，神早就定好了。
贺国强与周永康在秦城监狱相聚的日子，可能为期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