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图用这本书唤醒美国面对一个现实：中共现政权是一个列宁式的独裁政权。
在美国近代保守主义复兴的历史上，闪耀着四颗金星：1960年代的美国参议员古德沃特（Goldwater），很多台湾朋友了解他的中文名字，高华徳；1980年代的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1990年代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和现任美国总统康纳德·川普。他们代表着美国保守主义，也叫美国传统主义在美国的全面复兴，也深刻影响着当今的美国社会和目前的中美关系。
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于1995年至1999年间担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是美国国会历史上最具权势的众议院议长之一，他也是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金里奇博士也是一位历史学家，被认为是当下美国最注重经济、社会、政治和安全事务的保守派领袖之一。
金里奇博士最近出版了他的新书，是他36本书中最有挑战和最重要的一本书：《川普对决中国：面对美国的最大威胁》（Trump vs. China: facing America’s greatest threat），实质上他真正的意思是川普对决中共。这部书一经出版便引发了各方关注，迅速成为“纽约时报”最畅销书。
金里奇博士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这本书是怎样一本书？他将如何影响今天的美国政府、未来的中美关系？以及对我们华人未来的生活和我们所处的世界会造成什么影响？这都是读者和听众朋友非常感兴趣的地方。
本台资深制作人方伟有幸请到金里奇博士接受他的专访，探讨了围绕这本书的诸多重要的问题。本文为您呈现的是方伟这次专访的精彩内容。希望朋友们能从中了解到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在经历的一个深刻的变化。
美国重磅保守派领袖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最近出版了他最本书中最具挑战和最重要的一本新书：《川普对决中国：面对美国的最大威胁》（Trump vs. China: facing America’s greatest threat）。该书一经出版便引发了各方关注，迅速成为“纽约时报”最畅销书。
唤醒美国面对一个不幸的现实：中国大陆现在的政权是一个列宁式的独裁政权
方伟：议长先生，这本书叫做《川普对决中国》，听起来好像就是川普的政策而已，但是这本书我看了之后，我发现他远远超过这一两年的外交政策，他纵深很深，宽度很广。请议长先生说一下这是一本什么书？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金里奇：很多年来我都低估了中共维持权力的它的这个力度和它的强度。我一直认为中国大陆会逐渐变成一个开放的、一个民主的和一个法治的社会，但是呢，大多数美国人都想不到中共所带来的这种独裁的本质。
这本书是在历史的背景下和这个国家策略的背景下来分析我们面对的威胁是什么。在我所有出版的36本书中，这本恐怕是最重要的一本书了。我试图用这本书唤醒美国来面对一个现实，这个现实是很不幸的现实，也就是中国大陆现在的政权是一个列宁式的独裁政权，要在这种背景下来看待它和对付它。
美国人须纠正误判、面对挑战，中国大陆目前不可能变成西方式的法治和自由的国家
方伟：议长先生，您在书中说，您以前对中共的认识是错误的，原来是满怀希望的，最后发现完全是自己的幻想。那您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您的想法或者说美国政府对中共的想法是幻想的呢？是什么事件促发您意识到这一点的？
金里奇：我跟很多美国人都一样，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他说了这么句话，叫做“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务实主义者，邓小平想寻找的是，什么方法能让市场成功就去用什么方法，而市场成功会带来政治上的一个改变。后来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后，我就觉得事实正好相反：近年来中共不断加强它的专治，而且不断加强它用高科技手段来控制人民，大数据、人脸识别等等等等，它加强了对人民的管制。
我个人呢就得被迫接受，中国大陆在目前是不可能变成一个西方式的法治的、自由的国家，它们现在发展的这个力度是够吓人的，所以我们必须接受它们这么一个专治政体给我们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威胁，得面对这么一个挑战。
15岁时开始研究中国，并立下一生志向：做研究国家生存之道的专家
方伟：议长先生，我们现在退一步来讲讲您个人对中国的兴趣。您在书中说，您1958年就开始研究中国。我查了一下，那个时候您才15岁，是什么让您在那幺小的时候就对中国感兴趣呢？
金里奇：我父亲是个职业军人，在我小的时候我跟我父亲住在法国。在1958年我15岁那年的春天，我父亲带我去看了凡尔登战役的战场。凡尔登是一次大战西线最大的一个战场，法国军队在那里打了9个月，死掉60万人。在那里呢，我们住在我爸爸的一个朋友家里。我爸爸这个朋友是二次大战的时候从军，后来到菲律宾去打仗被日本俘虏了，那个时候他就是参加了很有名的、也是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差不多是6万到8万菲律宾和美军的战俘，被日本人押解着走了大概100公里长的这么一条路，一路上很多人被折磨死了，或者被任意枪杀了，大概有20%的人就是在路上就死掉了。这是日本的一个战争犯罪，这个死囚转移就叫做「巴丹死亡行军」（Bataan Death March）。我爸爸的这位朋友就是那其中的一员，后来他在菲律宾的战俘营里被关了3年半。
白天我和我的父亲就去看法国巨大的一次大战的战场，晚上呢我们就谈论当时战败的惨重代价，这种代价让当时年轻的我非常地震惊。那场大战之后几个星期，法属阿尔及尔（即北非北部的法国殖民地）的法国伞兵部队回师到法国，逼着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解体，然后重新扶正了戴高乐将军，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那个时候建立的第五共和国就一直持续到今天，这个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是法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没有国王的这么一个共和国政权。
在1958年10月份，那个时候是在我高一和高二之间的暑假，我原来是打算长大了去做动物园馆长或者去做兽医，在那年的夏天，我就做了个决定，我这一生中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美国需要怎么做才能生存下去的方案；第二就是要如何跟公众去解释，拿到公众的支持；第三是拿到支持之后怎么把这个生存的方案实现了。
方伟：听起来您少年时思维真是深邃，一次大战的这种强烈震撼，就使您思考一个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怎么生存下去，认为一个国家总得有那么一批人去思考这个国家在危机中的生存之道，并且决心成为这样的一个专家。
金里奇：然后我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在我的高中。我高中的历史老师就让我去花一年的时间写一篇论文：关于世界强国的权力平衡。当时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我可以进到当时的美军第七军司令部的图书馆，在那里有很多很好的书可以读，其中就包括公元500年以前中国的《孙子兵法》。所以从1958年的秋天我就开始读关于中国的书籍。
中国直到18世纪都是最富有、最成功和最强大的国家，文化成熟度无以伦比
方伟：这本新书如果去看的话，他真的不是关于川普对华政策这么几年的事情，他里头真的是上下五千年，从春秋战国讲起，一直讲到中国的历史，他就是基本上这么写下来的，还加上整个世界的局势，大概是现代的“一带一路”所涉及到的世界版图。所以可以说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这是一本非常经典的书，会感慨一位美国学者或者说一位政治人物能够写出这样的书出来。议长先生，您虽然1985年作为一个小孩子，开始研究中国，您怎么可能研究得这么详尽？是怎么学到这些东西的呢？
金里奇：你要知道，一直到18世纪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富有、最成功和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所带有的那种文化的成熟度是无以伦比的，所以你要是想了解人类的进步的话，你就必须了解中国。
我在西乔治亚学院做助理教授的时候，我当时碰巧就很有兴趣，碰巧读到了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全书》（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这是一个英国历史学家和中国专家，我读了两三卷，那里就讲到了中国的科技是多么的不同。因为我的父亲参加过韩战，所以我从我父亲那里可以有机会了解到1950年感恩节前夕，中共的军队在北韩发动的这个突然袭击，那次其实是让美军大败，一直从鸭绿江边被赶到南韩，那是现代战争中一个非常突出的战例。
在1960年代的时候，我开始研究毛泽东，我读了很多毛泽东读的书。其实从那到现在，整个60年来我不断地在研究中国，这包括我的学术研究，也包括我到中国去亲身的经历。
成书挑战：用大众理解的程度和简单清晰的语言讲清中国，且不失学者之严谨和认真
方伟：您说您的这本书不仅是您写的最重要的一本书，也是最有挑战性、最难写的一本书，为什么？
金里奇：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话题，我要写这本书，我试图把中国的事情用一般美国人能了解的这种白话说出来，以他们所了解的知识程度，在他们的程度上把中国讲清楚。同时又不会缺失一个学者的严谨和认真。这一点对来我说，是非常有挑战的。
举个例子，我在书里头有讲过围棋的战略，这是中共现在用的战略。因为很多美国人没有见过围棋，连围棋的棋盘都没有见过，所以怎么能让美国人来了解围棋是怎么回事呢？另外得向美国人解释，中共领导人象邓小平他所接受的教育，在1920年初期，他在莫斯科的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在苏联人那里学习系统的专制政权的统治方法。这都是美国人不太懂的东西。
那么怎么用这种简单的语言、清晰的语言，来把中国的事情讲清楚，让一个一般水准的美国人可以读、可以学，会觉得有兴趣但又不会觉得太多了。怎么做到这一点是一个挑战。
了解了共产主义历史和中共的政治架构，就能揭开掩藏魔鬼的细节
方伟：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金抓到的一些很微妙的细节，我们华人都找不到的。比如，您注意到中共把“中共国家主席”用成“中国总统”；把“中国梦”不翻译为“中国梦”而翻成“中国人的梦”。您认为那不是偶然的，它是刻意这么翻的，好给西方一个印象：你看，我跟你是一致的。但是它国内版用法跟国外版是不一致的。您是怎么能抓到这些细节的？
金里奇：可能是我有点运气好吧。因为我在冷战期间我就研究苏联，我的职业就是研究苏联，所以我知道象中共的周恩来啊、毛泽东啊、朱德啊、邓小平啊这些人，他们都是很死硬的，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这段短短的历史是非常着迷的，但这段历史写了600页纸这么厚的一个文献。所以他们对斯大林主义是非常非常热衷的，以至于后来，当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时候，他们就很愤怒，就把赫鲁晓夫批成是叛徒。
所以当你了解了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话，你再去研究中共它的政治架构，你就会很清晰地知道，在中国，第一大官，就是最高的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第二大官才是共军的中央军委主席。在中国大陆，军队不是国家的军队，军队是党的军队，是党军，所以中央军委主席是第二高官；第三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么一个政治体制的次序，我们对习近平的准确叫法应该叫他本来最重要的职位，就是党的总书记，叫“习近平总书记”。如果我们总是这么叫的话，这比中共想要我们叫的方式就好得多，就清晰得多，就了解他的角色。而中共想要我们叫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统”，其实我们应该叫他总书记，因为他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共产党的总书记。
NBA事件是一个警讯，中共定义下的世界秩序是对自由世界人民的挑战
方伟：在您的书中，您关于川普总统和习近平总书记这两个人，您做过很多肩并肩的比较，您说他们都有他们自己为自己国家的一个梦，但是这两个梦的区别，大多数美国人都意识不到，这两个梦的差距是如此之大，超出人们的想象。为什么这么说？
金里奇：首先大多数美国人是不关心、也不太了解这个中国的什么梦，其次习近平他是决心在2050年要成为世界第一强权，他真的很相信他的这个梦，而且他也有很全面而详尽的计划去实现这个梦。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习近平要非常认真对待。
方伟：我觉得多数美国人其实认为，来自于中共的威胁没有那么大，您怎么看？
金里奇：那你就看看前一阵子美国篮球联盟NBA所面临的这件事情，中共的独裁者，可以管制NBA的人怎么发推特。如果这件事情让你觉得是一个警讯，你想想看，它要再强大一点会怎么样？所以如果说，一个美国人他觉得他不在乎生活在一个独裁政权之下的话，那他可以不去想这个事。如果他不想生活在中共所定义的世界秩序之下，他最好得好好花时间研究一下我们面临的来自于中共的威胁。
应对中共的威胁和挑战，需要全政府和全体社会的动员
方伟：您说，美国现在回应来自于中共的这种挑战并不晚，但是需要一个全政府和全社会的动员才行。为什么这么说？
金里奇：举个例子，象华为，它在第5代互联网上5G所给我们带来的威胁是严峻的。华为从表面上看是跟美国公司一样的一个跨国型公司，但是它是一个有50万人的公司，是一个由政府补贴来支撑的公司，是一个从我们国家偷很多技术、偷很多东西的公司，你必须认真对待它的威胁。所以华为带来的是一个非常难以对付的一种竞争，我们要应付在第5代互联网中的竞争，我们不光是要政府全员动员，我们的整个社会都要一起动起来，在以下的10年之内，我们社会要做一些深刻的变革，才能够应付得了华为在互联网领域给我们国家所带来的挑战。
方伟：在这里我们补充一下，美国因为他的电信业是有点各电信商割据的状态，包括他整个的电讯的频谱都不一致，以及说他用的技术都没有一个长远的打算。而华为这些方面已经深谋远虑，已经布局好了，所以华为在5G第5代互联网的布局上是远远超过美国的。如果美国不回应的话，将来下一代的互联网是由华为的路由器所建造和由它来制定标准的。
金里奇：我们也不能光去怪中国大陆，我们得怪自己。比如说，在马里兰州的巴尔地摩，6个学校里，没有一个学生通得过马里兰州的给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考试，一个人都通不过！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自己的问题。
（待续，敬请关注后续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