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上海。为保卫中华民国和转移重要的物资，一支国军部队开进上海市区以延缓即将从扬子江北岸过来的潮水般的共产党军队的入侵。
曾几何时，间谍连续剧《潜伏》在大陆非常走红，由此这类间谍剧就不断上映，人们从中也了解到，毛泽东打垮蒋介石、夺取大陆执政权的一大奥妙。这种间谍剧，基本上都是事实。“潜伏”们之所以形成如此规模和具有如此功能，其实全怪国民党自己。早在1920年代，孙中山容许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此时就有大批的中共领导人趁机进入国民党的党政军高层，那时毛泽东居然还当上了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周恩来当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郭沫若是副主任，等等；得此便利，在国民党的党政军内部发展和安插“潜伏”，自然是手到擒来。到了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又一次为“潜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时机，延安窑洞里的中共中央总能及时准确地掌握蒋介石在政治、军事上的种种企图；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各地转战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更是了如指掌：蒋介石上午在重庆开会骂了娘，毛泽东晚上在延安窑洞里就能知道。
据悉，蒋介石身边就有“潜伏”，她就是潜伏蒋介石身边10余年的美女速记员沈安娜，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1938年初，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找到国民党中央共产党部秘书长朱家骅，这位只有23岁的女孩就是沈安娜。原来，朱家骅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沈安娜曾在他手下当速记员。但朱家骅并不知道，这位他认为安分守己的女职员，已为共产党做过3年的情报员。沈安娜是江苏泰兴人，在上海读书时，结识了在中共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的共产党员华明之。在华明之的动员下，正学速记的沈安娜考入浙江省政府做了速记员，为共产党搜集情报。这次她来找老上司，是按董必武的指示，想打入国民党心脏。
朱家骅很高兴，因为他正缺速记员。但他问沈安娜是不是国民党员，“中央共产党部的工作人员须是共产党员才行呢！”沈随机应变说：“我现在加入可以吗？”朱家骅随后便给沈办理了“特别入共产党”。很快，沈安娜成了国民党中央共产党部秘书处的速记员，并随国民政府内迁重庆。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埋头记录的沈小姐竟会是中共情报员。在国民党高层决策会上，蒋介石讲到一些绝密问题时，总会突然下令：“下面的话不要记。”这时，全场的人员都必须停下笔来。于是沈安娜就努力在心头默记，一到休息时间，她就佯装去厕所，并速记在草纸上。
1946年3月，蒋介石连续两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策划在半年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会上还确定了军事部署和兵力调配。这些重要的战略情报都被沈安娜记录并迅速送到延安，受到周恩来“迅速、准确”的口头嘉奖。
沈安娜秘密找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提出要去延安。周恩来专门找她谈话：“别人没法像你这样能在国民党的核心部门工作。”于是，她继续着自己的潜伏生涯。她穿着打扮入时，常看美国电影，过年过节总要去拜访上司。每次为宋美龄做速记，她都会穿上最好的旗袍，因为“这样去见她才得体”。她还把居正、于右任等写的条幅挂在屋里，外人都以为她与“元老派”交情很深，上司也更信任她。
就这样，沈安娜在国民党心脏潜伏了10余年，也无人怀疑过她是共产党。前些年在国家安全部的宿舍大院里，依然还能看到94岁高龄的沈安娜的身影，直到2010年才去世。
实际上，象沈安娜这样的“潜伏”美女有很多。著名的有：
张露萍，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1937年11月，张露萍奔赴延安，先后毕业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0月，张露萍被派遣回四川工作，秘密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担任共产党在军统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她从军统机关截获了大量重要情报直接送到了共产党南方局。张露萍和她的战友在最森严、最机密的敌特首脑机关里，构建了一个共产党的“红色电台”，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毛泽东掌握。1940年3月，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张露萍等7人全部被捕，是为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蒋介石也受到极大的惊吓，大骂戴笠无能。1945年7月，戴笠下令将张露萍等7人处决。
黄慕兰，出身湘中名门，父亲曾是谭嗣同的老师。黄慕兰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成为当时的妇运领袖。黄慕兰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多项重要行动；同时她向中共传递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使周恩来等人得以及时转移，化解危机。黄慕兰一生结过4次婚，其中有3次就属于典型的“革命联姻”。在武汉时期，黄慕兰结识了《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宛希俨，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结婚。宛希俨后来在赣南战死，黄则调往上海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和交通员，遇到新任的中央委员贺昌，经周恩来批准，两人正式同居。不久，贺昌调往中央苏区，黄慕兰则留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工作。此时黄慕兰遇到了新的感情苦恼，她的工作对象陈志皋展开了对她的疯狂追求。于是她向组织汇报了此事，并请求去苏区与丈夫会合。党组织否定了她的请求，并让她与陈志皋结合。可陈志皋最后还是离开了她，这段婚姻终以失败告终。1955年，黄慕兰涉入“潘杨案”，在上海被捕。此后20多年，她数入秦城监狱，出狱后多次上诉。直到1980年，冤狱才得以平反。
宋维静，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的“潜伏”.1936年，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宋维静打入阎锡山控制下的妇女团体，她与丈夫温健公配合默契，收集、传递情报，机智果断，受到党中央情报部的肯定。后来，宋维静受组织派遣，再次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没有暴露身份的她，被阎锡山委任为上校专员。宋维静是在上海结识丈夫温健公的。1930年11月，温健公在上海被捕，被投进龙华监狱。当时受共产党组织委托，宋维静以表妹的身份去探监，两人产生爱慕之情，于1933年结婚。1938年，温健公牺牲，这一年宋维静才28岁。尽管此后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再婚，宋维静都放弃了，直到去世，整整64年。中共建政后，宋维静曾任多个职位，包括全国政协委员、广州政协常委等。
陈修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市委书记。1949年前夕，在国统区中心，曾活跃着一支秘密力量，他们获取情报、瓦解敌人、策动起义、策应解放军渡江作战……。这就是由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领导的地下情报组织。1946年3月，中共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在淮安召见华中分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长陈修良，宣布这位39岁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曾任向警予、张太雷的秘书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的女市委书记。1949年4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进驻南京，中共中央决定重组南京市委：刘伯承为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陈修良任组织部长、张际春任宣传部长、陈同生任统战部长、陈士渠任卫戍总司令。不过陈修良没在这个岗位上干多久，1950年她被调往上海，从此就离开了南京。任上海市委基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1955年2月调杭州工作，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1957年被打成“极右派”。1977年摘去“右派”帽子后，曾先后任浙江省、上海市政协委员。1979年获彻底平反，调往上海任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社会科学院共产党委顾问、研究员。1998年11月6日病逝。
朱枫（朱谌之），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又名朱枫，后调到情报战线做地下工作。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戒备森严的台北马场町刑场上，一位被台湾国民党当局称之为“当代特大间谍案”的女主角身中7弹，倒在血泊中。她就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员朱枫。这一年她年45岁。朱枫的牺牲在岛内外产生重大影响，说起她的死，还要从“炮击金门事件”说起。1949年5月23日，上海战役接近尾声之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电示华东野战军：要求其迅速提早入闽，争取在两个月内占领福州、泉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为解放台湾扫清外围。上海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所属第九兵团开往浙江，部分开往福建。7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解放台湾问题。会议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于1950年解放台湾，最迟不超过1951年。此时，毛泽东把解放台湾的计划大大提前了。毛泽东提前解放台湾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几乎丧失殆尽，解决逃往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已不需要花费多大的气力，解放台湾已是指日可待。1949年10月间，在国民党内最大的“潜伏”是被称为“密使一号”的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为取得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受中共中央指示，时任华东局社会部部长的舒同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共产党员朱谌之赴台与吴联系。1949年11月27日，朱谌之从香港抵台，与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老郑”取得联系。一个星期后，吴石在寓所秘密接见朱谌之，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局。华东局上报后，毛泽东亲自阅览，观后毛泽东赋诗一首。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逮捕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供出了所有名单资料，造成包括400多名地下共产党人被捕，蔡供出了吴石。随之朱枫被抓被杀。
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曾几次重提解决台湾问题，并表示：“海峡两岸，只要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都可以谈，他们不要派特务来，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工去破坏他们。”但时至近日，对岸还传来大陆“潜伏”们被捕的消息。
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率先挑起了内战。三年战争夺取了江山，国民党败走台湾。国民党落败，除了有其自身的原因外，更在于国民党内部那些“重量级”的中共间谍的内应。其中就有将军事情报源源不断送给中共的国民党中将郭汝瑰，据说泽东所言的“胸中百万雄兵”，郭一人就占去五十万。当两个对手鏖战之际，一方早知另一方的作战计划，胜负早已定。郭汝瑰是四川人，毕业于黄埔军校。1928年5月，郭汝瑰在四川秘密加入中共，后去日本留学。归国后因不满中共不抗战而追随国民党抗日。1937年郭汝瑰作为42旅代旅长，参加了淞沪大会战，因作战勇敢，深受蒋介石赏识，被视作“军界精英”。其后，郭汝瑰兼任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后又调到国防研究院任委员，专门培养“全能将校”；不久，中央训练团团长蒋介石又任命他为训练团副大队长。抗战胜利后，郭汝瑰已荣升为国民党中将，不仅是掌管全国各军师编制、装备的军务署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而且以军政部代表的身份，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芷江和南京，参加了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素以“潜伏”为能事的毛泽东当然也“相中”了这样一个风云人物，更何况他曾参加过中共。于是派人经常在他耳边吹风，说国民党政府太腐败，马列主义才是救国的唯一良方，由此让郭汝瑰对共产大同世界再次开始憧憬起来。最终，郭汝瑰选择了背叛对自己信赖有加的蒋介石，而成为“潜伏”在国民党内的高级间谍。他除了多次与董必武见面，还秘密接受中共共产党员任廉儒的单线联系与指挥。
深受蒋介石器重和信任的郭汝瑰在内战期间还被提升至直接参与指挥作战的国民党国防部的作战厅长，并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还要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换言之国民党所有的作战计划、部署和行动，郭汝瑰都了若指掌。而大量生死攸关的情报，均被他及时送到了毛泽东手中，其中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等。
郭汝瑰除泄露军情外，还拟订让国军吃亏的作战命令，发布了很多假情报，并向蒋介石隐瞒中共军队动向，使其作出错误判断。如1947年3月，在郭汝瑰协同顾祝同指挥中原和山东等地的作战时，他一直对蒋中正隐瞒刘邓大军要向南跃进的战略意图，最后导致蒋介石作出“集中兵力追歼”的错误决策，而放刘邓大军突出黄泛区直抵沙河。当年在徐蚌会战中被中共俘虏的国军将领杜聿明曾怀疑过郭汝瑰，并当面指斥郭汝瑰：“你郭小鬼一定是共谍，发的命令都是把我们往共军包围圈里赶！”
此外郭汝瑰还有意在国军内部制造混乱，动摇军心。1947年3月19日，四百名国军退役将校因“整编”而被迫“自谋生路”从而发生的“哭陵事件”，就是他所制定方案一手造成的。毛泽东有了郭汝瑰这样的人，国民党处处被围、被打，直至将蒋介石赶到了台湾。有报纸写道：“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
然而为毛泽东拥天下立下了大功的郭汝瑰，在1949年后的日子却只能用“凄风苦雨”来形容。生性多疑的毛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并未授予其军衔，也没有恢复其共产党籍，只是任命他为川南行署副局长级别的“交通厅长”。后在镇反中，还诬陷他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组长，厅长的职务也被罢免。而此后的肃反、反右、文革等运动，郭汝瑰一次也没落下，劳动改造、文革批斗、抄家游街等是家常便饭。
据说，那些国共内战中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于1959年大赦后大多数选择了前往台湾。许多人在后来写《国民党将领淮海战役亲历记》时，仍然流露对郭汝瑰恨之入骨的感情。
1978年，71岁的郭汝瑰终于从当局那里讨得了一个说法：他不是国民党特务，并同意其加入中共。而终于有些清醒的他，在晚年时编写了两本600余万字的巨著《中国军事史》和《中国抗日战争正面作战战记》，内中披露了这样的历史事实：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国民党是抗日的，蒋介石先生是抗日的。其中的潜台词是什么，似乎不言自明。
1997年郭汝瑰因车祸去世。他子女后来如此评价父亲：“他在军事上是一个大学生，但在政治上却是一名小学生。”也许在做人上，郭汝瑰也少了“诚”和“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