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香港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这几年每年都住六个月。很庆幸没认识不支持抗争的香港人，但讨论香港情势的对象多数是非香港人，而认为抗争者是暴徒的外国朋友不在少数。
香港。
就我看来，他们对暴徒的抱怨好像只是因为在香港的舒适生活被影响罢了。他们坐在酒吧里高谈阔论年轻人该如何如何，说若要批评警察暴力就不该以暴力反击，说和政府坐下来谈才是知识分子该有的作为。接着他们会开始计划圣诞节，要在中环的玛莎百货买什么英国进口的过节食品，该寄什么圣诞礼物给欧洲的家人，或是索性买机票回欧洲过节吧，反正时局这么乱，过节的气氛都没了。
我很少与西方朋友争论，顶多说说自己的看法，我知道自己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认为他们来自民主十分成熟的欧美国家，很难设身处地体会正在争取民主或是新兴民主的困境。我告诉自己，这些人真的是事不关己的外国人，他们并不会有被中国统治送去再教育营的一天，何必时时刻刻在意香港人或是台湾人的感受？再怎么努力解释也是隔靴搔痒，我想。
而正当香港警察大肆在各大学或是街头滥补之际，国民党推出令人不敢相信的不分区立委名单，有去中国立正敬礼唱对方国歌的，有呼吁中国武统台湾的，有以统一为目标的，还有对港警施暴频频叫好的。看到名单那天，我愣了一下，不知道究竟是港警抑或是国民党比较可恶。
香港毕竟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警察奉命行事，或可能他们是中国安插在香港的武警军人，难以对香港市民有同理心，因为在他们眼里示威者不论合理非或是勇武都是分裂国家的反动份子。果真如此，港警的暴行似乎得以解释。
而骂香港暴民的台湾人，彷佛乖乖让中国当畜生豢养就不会有事的台湾人。他们看不见警察拿枪指着少年的致命处，用脚硬踩着被捕者的头，护送打人的黑帮份子离去，或是无端逮捕路人强行搜索。他们只看见蒙面示威者破坏地铁，在闹区设路障对警察掷汽油弹。暴徒，他们说。
暴徒或者示威者。
但究竟谁是暴徒？暴徒是如何产生的？客观看香港示威者的行为，的确是暴徒行径没错，但如果应该保护市民的警察成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恶煞，滥打滥补市民侵犯被捕者，不反抗吗？没来由踢路边的一条狗它都要暴怒咬你一口，不知反抗岂不是连禽兽都不如。
一位住在纽约的新加坡朋友转发了一篇评论，大意是示威者对时局政府诸多不满可以理解，破坏地铁或许可以得到暂时的快感，但他们已经成为暴徒，他们的行径无论如何得不到民主，只会终结香港的前途。
另一位住在伦敦的泰国朋友转发了一篇香港经济因示威衰退的分析，并且加上注解：所以最后是谁受害呢？这两位都是我曾经在路透社新加坡共事的同事，他们的观点不外乎香港目前已经失控，示威者趋向极端，百害而无一利。
虽不直接挑明，表面上似乎只是客观看香港，但无论是各打五十大板，或是不置可否只谴责暴力，都已经选择了压迫者的一方。在执政者和人民所拥有的公权力或是武力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前者的暴力胜于后者百倍有余，后者的暴力则是为了保护自己，抑制前者的暴力。以暴制暴绝非上策，但坐以待毙任人宰割，忝为人。
我向新加坡朋友解释，有些年轻人对此次运动有几分近乎浪漫的革命情怀，虽知大势难为，宁愿放手一搏视死如归，至少知道自己在香港的历史上留下一笔。朋友答道：成为历史中微不足道的一个注脚，究竟有什么意义？我悲观地想：那么这么苟且仰人鼻息活着就有意义？甚至连历史的注脚都称不上！如果努力也无法实现信念达成理想就该放弃，那么人总是有死亡的一天，应该天天坐吃等死？
我再向泰国朋友解释，或许因为我来自台湾，对香港发生的一切感受特别深，因为中国没有打算侵略泰国，泰国人也无需担心社会信用点数，我们的感受不同。朋友答道：我明白，但是示威只会把香港的经济搞垮，对谁都没有好处，他们应该跟政府好好谈。我盯着手机上的对话框无法回答，身为国际记者不会不知道中国是个出尔反尔的政权，自始至终不愿意回应的是香港政府。
这两位朋友都是周游列国的驻外记者，来自亚洲定居欧美，他们的看法竟然和在香港的一些西方人如此相近。我开始怀疑，是否有些西方人认为亚洲需要强权政府，民主只会造成动乱；一些亚洲人认为服从才能安定，民主无法帮助经济成长。而这些人，都正在享受百分之百的自由民主。
在台湾何尝不是如此？那些说不要大小声务实别闹事的人，在台湾生活无虞有绝对的民主自由，他们认为香港示威者破坏安定。难道香港人不能还是不该和我们有一样的民主自由？或是因为香港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该跟新疆人一样被迫害？
最近《南华早报》有一篇投书，作者是殖民时期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的英国军官戴维斯，1967年香港暴动时他负责训练港警如何反暴，退役后在香港大学任教。当年亲共人士对抗港英政府，最初只是工人运动和反政府示威，最后演变成恐怖主义及炸弹袭击平民等行动。
港警装备精良，纪律却没跟上。
戴维斯提及当年训练的港警极为优秀纪律严谨，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武器更别提装甲部队，面对火力十足的抗争者也没有出现如今日的警察暴行。而今警察拥有比以前更精锐的武器，把自己保护的滴水不漏，犹如惊吓的男孩手持致命武器，而面对的却是比1967年更不危险更不凶残的示威者。最糟的是他们的长官丝毫没有尽到领导责任，不但允许甚至还纵容警察违法脱纪的行为。
一个卸任的英国军官见证了香港警队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而当港警停止保护市民甚至开始攻击市民时，谁是暴徒不证自明，更别提在香港社会蓝丝黄丝如此撕裂之际，多数市民一致认为政府和警察必须对现今暴力现象负起最大的责任。
戴维斯在投书最后写道：民主是一种极不完善的政府形式，但最主要的好处是，一旦我们有了民主，我们就可以把管理我们的那些尸位素餐无用者踢下台。是的，我们在台湾享有的民主的确不完美，但选票却一定可以让那些打算把台湾拱手让人换取利益的无用者无法得逞。
在这个越来越荒谬的世界，还是要有一些热情和希望，否则现在就放弃吧，反正势不可为。我是绝对不会这样想的。香港小心，台湾加油。
作者曾任路透社驻台湾及新加坡特派员，住过印度六年出版过一本书，目前在香港和普罗旺斯之间如候鸟般移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