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1年，中国大陆一位语言学家在年轻人中做过一个流行语调查，在前十名流行语中，“恶心”、“白痴”、“变态”等具有强烈攻击性的词语赫然位列其中，高居第二位的竟是“去死吧”。争斗性的语言不仅存在于青少年亚文化当中。如今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弥漫着这种语言。比如，文化衫上写“别惹我，烦着呢”；歌词鼓动“该出手时就出手”；书名叫“中国可以说不”；几万球迷在足球场上有节奏地齐声高骂：“傻×”；“你有病啊？！”“你吃错药了？！”“你大脑进水了？！”之类的话更是到处都可以听到。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亲身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谈论问题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打击别人，把别人不好的地方挑出来讲，把事情搞黄。话中含刺，语言尖锐刻薄，富有攻击性，不顾及别人的感受。遇事不是心平气和讲道理，而是先争一口气，对别人的不同观点有时想都不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反对一通才觉的过瘾。这种在语言中不知不觉流露出来的斗的意识，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colorful_days_6：当我看了巫宁坤的《一滴泪》，才理解了知识分子不敢发声的真实原因。被各种运动整怕了。都是非人的折磨。原来Ｃ国的洗脑是从知识分子开始的。让我们没有经历那个时代的人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的残酷性。
织女vega：大家都知道黄万里先生反对三峡建设，先后六次上书中央，陈述三峡大坝永不可建，他是水利学家，主要是从技术层面论述。还有一个经济学家千家驹先生也是强烈反对，他在政协会议上公开发言，认为公民建设才是基本建设，要求把基本建设投资压缩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增长教育经费一倍，真正把教育当做生产投资，当做硬任务，把建设三峡工程这个天文数字，用于教育投资，真正把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不要仅仅局限于研究生、大学生的数量。
价值投资日志：
百年企业数量国家排行榜：日本居首
第1位：日本（25321家）
第2位：美国（11735家）
第3位：德国
第4位：英国
第5位：瑞士
第6位：意大利
第7位：法国
第8位：奥地利
第9位：荷兰
第10位：加拿大
引玉石子：在“美术经典”《收租院》里，刘文彩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吃人魔鬼，刘氏庄园成了血腥恐怖的人间地狱。在艺术“创造”的背后，却又遮蔽着一个个惨绝人寰的真实悲剧。刘文彩的二孙子刘世伟一家，因为家庭成份和“收租院”逃到4千公里外的新疆库尔勒上游公社独立大队落户，但最终逃不过《收租院》的宣传攻势
瓦良格号归来：历史上的今天。
ET:2003年5月19日世界卫生大会的会场外，台湾媒体问：“你听到台湾二千万人（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需要吗？”中共驻联合国代表沙祖康用不屑的口气说：“早就给拒绝了！”并以傲慢的口气说：“谁理你们！”也是这个沙祖康，在被问及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被关在精神病院注射伤害神经药物时，毫不掩饰地回答，“他们活该”。
被称为“红卫兵外长”的李肇星回答记者提问时态度蛮横无礼是出了名的。一次一位西方记者问起邓小平的身体状况，李答：“他身体很好。”记者又问：“邓小平是在家还是在医院拥有这样良好的健康状况？”李回答：“一个具有普通常识的人是会知道身体健康的人应该住在哪里的。我不知道您在身体好的时候是否住在医院里。”记者的提问并不刁钻，完全可以不失外交风度地正面回答，可是李外长斗的意识根深蒂固，随时都要表现出来。再如，邓小平说，“学生娃不听话，一个机枪连就解决了。”江泽民说，“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这些都是共产党的斗争、暴力、镇压的习惯性思维在语言上的反映。
苏联崩溃前夕各色人等的心理分析：一位美国学者研究苏联末期的一个发现，即对苏联体制的主观抛弃，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源自民间，而恰恰是在前苏联的官僚集团那里，僵化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被首先和彻底的抛弃了。
故国旧影：花下的阅读，香港，1969年摄。
吴铭:1969年4月，九大胜利闭幕，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入政治局。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披露，周恩来跟他们讲过几次什么是“中央政治”，以及属于“中央政治”范围里的问题。周恩来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他们听完都笑了......等到“九一三事件”之后，邱会作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得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了恰到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