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习近平遭遇中美贸易战、香港反送中运动和国内经济下行三大挑战。应该说中美贸易战和国内经济下行是两只灰犀牛，而香港反送中运动则是一只他意想不到的黑天鹅。2020年我预测习近平将面临七大风险挑战，其中自然灾害将挑战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说曹操，曹操到。武汉肺炎病毒强悍出场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武汉肺炎病毒，习近平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又表现得如何呢？还是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武汉肺炎的蔓延和政府的应对措施。
2019年12月8日，首例武汉肺炎病例被发现；12月30日，武汉肺炎被曝光，内部文件被网友披露在互联网上；1月1日武汉八名网友因散布所谓疫情谣言被武汉公安机关追究；12月9日，卫生部专家组赴武汉，称武汉肺炎病毒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毒性不强，未发现人传人的病例，确诊病人仅为45例；1月19日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采访称，武汉肺炎病毒肯定人传人感染，已有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同日，习近平、李克强就武汉肺炎防治进行了批示；1月21日武汉官媒高调宣传武汉喜迎农历新年，“武汉百步亭社区办万家宴4万户家庭创出13986道菜”。同日，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湖北省长王晓东观看了湖北省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
香港大学新发病毒性疾病学教授管轶21日率队赴武汉考察后对记者透露，武汉当地卫生防护没有升级，市民对疫情无感，“似乎不作为”的当地政府甚至未对出城民众提供任何隔离指引，“以我亲自观察调研所见，到22日武汉还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22日离开武汉的管轶以“有心无力、很悲愤”形容自己的心情。他对于武汉封城的实际效果存疑，并保守估计，“这次感染规模是SARS的10倍起跳”。他直言，“我经历过这么多，从没有感到害怕过，大部分可控制，但这次我怕了。”管轶强调，目前“传播源已经全面铺开了”，并判断“疫情在武汉已经无法控制”，而“最可怕的是，病毒的源头都已经被销毁得干干净净”。管轶为病毒学研究领域专家，2003年非典爆发期间，管轶和他的团队成功确定了SARS冠状病毒及广东活禽畜市场的传染源，遏止了2004年初SARS的再次爆发。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中国已进入春运高峰，官方称2019年春运将于1月21日开始到3月1日结束，共计40天。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9.9亿人次。武汉人口1100万，是九省通衢之地，预测春运人流3千万左右。武汉肺炎病毒在一个地理位置极佳和一个人口流动最频繁的时刻出手了。
面对凶猛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武汉市政府作出一项令世界震惊的极端决定，那就是将1100万武汉市民封闭在城内。1月23日凌晨2点半，武汉市政府发布《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宣布"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继武汉封城后，傍晚起湖北黄冈市、赤壁市、仙桃市、枝江市、利川市、潜江市、鄂州市等八个城市也陆续宣布封城。
武汉政府的通告使武汉市民感到惊讶，不解和绝望。许多网民留言说：目瞪口呆，小区停个水都提前两天打招呼呢，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居然选择凌晨发布这么重大的信息。市内公共交通停摆的意义何在，物资运输能保证吗，就医上班怎么办，会不会发生恐慌哄抢食品，这些一个字交代都没有。“封城已经晚了，至于为什么晚，根本原因就是拖报、瞒报、官僚主义。当地的行政水平之低在这次事件中暴露无遗。现在光宣布封城，没提生活物资的保障，物价的平抑，卫生用品的调运，说明来不及想这些问题，只是先想着把全国范围的输入性病例先降下来再说。而武汉建隔离区的速度恐怕是赶不上传染速度的。留在武汉本地的，被感染了恐怕也无法及时收治······”一名于封城前一刻、从疫区“出逃”的居民说，武汉当局从月初一开始的隐匿疫情、到对肺炎致死病患的草率处置、不透明，甚至到封城前一刻的机场检疫工作都还是很松散，这让他大喊，武汉官员“根本失职”，对疫情的管控也“崩溃、失控，太荒唐了”。
为什么武汉市政府会突然宣布封城，做出如此极端的决定呢？此前一天，周先旺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理解的武汉‘封城’，是指对体温异常、可能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人群，不让进出城，而不是对生活在武汉的1,000多万人不准进出。"他称，武汉作为一座人口超千万的城市，既要防止输出，也要控制输入，对来武汉的群体也要检测体温。目前各进出城入口都在日夜安装设备，在大年三十除夕之前基本上能够全部覆盖，如此建立一道疫情防控“护城河”。但为什么仅时隔一天，武汉市政府就改变了市长的观点呢？我认为，是北京政府意识到武汉肺炎病毒的严重性，习近平作出了封城的决定。而地方官员必须无条件服从。
武汉当局的封城举措令一些专家感到困惑。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高登·加利亚星期四对美联社说，中共当局的封城令是否能奏效目前还很难说。加利亚说：“就我所知，从科学来讲，试图将一个1100万人口的城市封锁起来是一个新鲜事。这样的公共卫生措施过去从来没有尝试过。”另外也有专家指出，非自愿的隔离可能会导致更多人隐瞒病情，从而导致疫情进一步扩散。密歇根大学医学史教授霍华德·马克尔博士说，“这是一项不可思议的工作，”他还说，他从未听说过将隔离这么多人作为疾病预防措施。但他认为，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人出去，”“会有漏洞。”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卫生法律与政策中心主任霍奇表示，封闭城市几乎肯定会导致侵犯人权，而且在美国显然是违反宪法的。他表示，“这很容易适得其反，”他说，这些限制措施可能会阻止健康人群逃离城市，使他们面临更大的感染风险。“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有风险的做法。”
习近平曾在意大利说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豪言壮语。武汉肺炎这么严重，给中国和世界带来这么大的不安。按理说他应该前往视察，安抚民心才是。习近平在云南“遥控”，李克强在青海关怀“武汉肺炎”。据央视报道，习近平19日、20日视察驻云南部队，深入边防一线，看望慰问官兵。独立学者荣剑表示，“亲临灾难现场，这是国家领导人的应有姿态，虽然其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但这样的形式必须及时作出，否则，何以体现当国者与民共患难。令人不解的是，新时代以来这样的场景很少出现，武汉疫情蔓延，国人期待领导人有个姿态，谁知一个去了云南，一个去了青海，遥控指挥何止是隔靴挠痒，恤民之心何在？”
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他一直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并且编了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什么四个自信、五个全面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武汉肺炎事件扯下了他谎言治国的底裤。习近平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又如何呢？在武汉肺炎病毒事件中，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治国理政的脉络。那就是隐瞒疫情，封锁真是的信息，散布虚假信息欺骗公众，一旦失去控制，就采取极端、野蛮的封城措施。我们不禁要问，封城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履行了什么法律程序？是否符合行政行为比例原则？如何保障公众生活？如何克服公众恐慌心理？没有答案，一切都是那么任性、霸道。“依法治国”在武汉肺炎病毒面前露出了它谎言的真面目。习近平天天不离口的“党领导一切”，在肺炎病毒现了原形，“党领导一切”就是不讲法律、不讲人性的胡作非为。
纽约时报指出，这次疫情是习近平任内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是对其领导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布朗直言：“这种事情绝对可以使整个政权的信心和合法性受到损害。”在中国，重大事件是否要通报社会，民众是否拥有知情权，最终都要由中共最高领导人来定夺。《南德意志报》发表评论认为，中共决策的随机性只能导致民众的猜忌和不安全感，也为阴谋论、谣言和政坛内斗提供了土壤。
武汉肺炎病毒事件暴露出中共极权体制治理国家的无能和混乱。武汉是一座历史名城，也是令中共统治者恐惧的城市。因为这座城市具有革命的传统，1911年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就是在武汉打响，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帝国由此土崩瓦解。2020年震惊世界的武汉肺炎病毒又会给中国历史带来怎样的惊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