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升温，而疫情背后的政治、伦理、人道等议题也不断发酵。西方主流媒体评论“世界为中国的独裁统治付出代价”，中国政府则抗议其它国家的“辱华”言论。多国竞相撤侨、多国限制对中国的签证和边境出入、台湾暂停口罩出口、带有华人疑似病例的游轮被拒绝靠岸…凡此种种，在全球营造出一种恐慌气氛，许多信息不足的中国民众更感到无助甚至绝望。
与此同时，武汉人、海外华人乃至亚裔被排斥或者歧视的信息层出不穷，在网上引发各方口水战。
武汉肺炎疫情这个大棱镜，折射出哪些深层的社会伦理议题？疫情除了形成医学上的挑战，还带来哪些政治、社会和心理后果？
嘉宾：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政论作家陈破空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表示强大中国模式在这次疫情面前成摧枯拉朽。
曾经在汶川地震中起到一定作用的公民社会，在胡温时期还存在一点，虽然非常弱，但是在习近平时代，已经完全被消灭了。公民社会在遇到灾情、遇到危机的时候所起的作用，是对政府非常重要的一步。
而习近平上台以后对新闻、言论的控制也造成了疫情被隐瞒，（疫情控制）被拖延。再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于一尊”使得官员施政的空间非常小，所以武汉市长所说的那番话，就说出来，没人敢决策，拖延了疫情（的控制）。这实际上就是在极端的专制之下，把灾难不断放大。
另外，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创造了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创造了强大的形象。虽然世界各地的人都不喜欢专制体制，但对它的强大有很多的羡慕。所以，中国的强大在这次疫情面前可以说是摧枯拉朽，坍塌了，而且世界要为此付出代价。
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说中国没有民间组织。
中国只有一个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任何民间组织就是反党。不仅中国人不能成立民间组织，而且20年来，西方这些慈善团体、环保组织，比如无国界医生、红十字会，这十年八载，最近这几年不是取缔的取缔，驱逐的驱逐吗？这些不就是西方普世价值观吗？这不就是危害社会稳定的一股外国势力潜藏的破坏力量吗？当政府要把这些人赶跑的时候，13亿人民袖手旁观，你又没有站起来说这些洋人好，不要赶他们走。所以哪有什么民间组织，别开玩笑。
我们现在生活在21世纪，任何以前的生活习惯、文化习惯都要和政府的体制配搭。政府的体制是什么呢？比如说，中国人有吃野生动物的习惯，那你就会有一个卫生检疫系统，要建立起来。要有卫生管治，这个如果缺位的话，那当然就会有问题。所以并不能把所有的罪责都归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恶习。你的现代化的体制在哪里？你天天讲现代化的政府体制，那公共事件危机处理的体系在哪里？
SARS是17年前发生的，当时我感觉，这次灾难过后恐怕中国会建立一个群体性危机事件的应急体制，不管怎么样，专制体制也好，民主体制也好，这个东西总是要有的。
但是，这次的疫情暴露出来，根本没有，根本没有任何进步。我认为，今天我们愤怒地去指责民众的一些恶习、文化，我觉得是本末倒置。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习惯、自己的文化，就是你怎么管治的问题。在中国最大的系统、最有效的系统就是维稳系统，他们的行动非常果断，不是针对这病毒，而是针对要揭露真相的人。这个庞大的维稳体制在起作用，除了这个体制以外，其他的体制可能都不起作用。
政论作家陈破空说中共先自己停止歧视中国人，还政于民。
所谓歧视，中国人自己都在歧视中国人，根本不要提国外歧视。现在公开地歧视湖北人、歧视武汉人；过去是城市人骂乡下人是乡巴佬，公开骂；富裕阶层骂穷人是穷光蛋，有钱有势的富二代、官二代都公开地歧视和辱骂人。
还有这次辟谣，只要跟政府不相应的话都要辟谣，但辟谣也都是双重标准，对另一种谣言根本不抓。有关美国的生化武器和美国的细菌的谣言微信微博上到处都是，这些谣言（制造者）没有被抓。
另外，像刚才我提到的，大规模的违法活动，比如违反公路法，非法聚集、惹事生非、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生安全，等等，这些都没有被抓捕，只有中共当局在纵容这些恶，所以这些恶最后都是制度造成的。所以，现在要谈歧视的话，首先，中国共产党停止对中国人民的歧视，还政于民，让中国人民有信息自由，有新闻自由，手上有选票，跟别的国家的公民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