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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敏:武汉P4实验室陷新冠病毒风暴眼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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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2019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这场疫情中,疾控中心传染病直报系统与武汉病毒所P4实验室(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这2个在SARS之后重金打造的项目,无法置身事外,尤其武汉P4实验室更是身陷风暴眼。

在2019年2月25日国家卫健委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时任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表示:我们现在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疫情网路直报系统。同年3月4日两会期间,高福在接受金羊网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不会再出现当年的“SARS类似事件”。

在2015年1月31日武汉P4实验室举行竣工揭牌仪式的报导中,时任疾防控中心主任高福说:武汉P4实验室的正式运行,显示我国国家安全又一“护卫舰”的“远航”,堪比我国“两弹一星”于我国之战略部署,必将推动相关产业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而事实上,去年下半年,全国31个省区市疾控中心参加了卫健委举办、疾控中心协办的“2019年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谁料12月底就出现不明原因肺炎。

随着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加剧,媒体开始关注报导疾控中心的直报系统失灵问题,因这套系统对不明原因肺炎更是监测、报告的重点。《经济观察网》2月3日刊登“SARS之后国家重金打造的传染病网路直报系统,为何并未及时启动”一文结语──在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到达武汉以后至1月20日疫情防控紧急升级的这20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给出了怎样的疫情研判?又给出了怎样的疫情防控指导意见?

而“新冠病毒源头”各界各种质疑不断,在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2015年论文被浮水面后,也把武汉P4实验室推向了舆论的中心。

武汉P4实验室是中科院在SARS后催生的。《中国科学报》2018年1月8日专题报导“记中科院武汉病毒所P4实验室建设和研究团队”提到,2003年2月,时任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所长胡志红接到在武汉建设P4实验室的任务。2003年3月25日,武汉病毒所向中科院生物局提交了“关于建立P3和P4实验室的请示”报告。2003年5月3日,中科院召开院长办公会,讨论P4实验室建设可行性报告,中科院党组高度肯定,并表示全力支持实验室建设。

再看同期官方相关要闻,2003年5月6日“中科院视频会议应急系统”正式启动,时任中科院副院长江绵恒上海药物所会场听取了汇报,该系统是针对目前中科院有关研究单位进行SARS病毒研究工作的信息交流在北京、上海、武汉三地间开通的。即首先建立的是北京、上海、武汉三地间的应急视频会议系统。

2003年04月29日“防治非典药物攻关科研进展”新闻,受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委托,中科院副院长江绵恒抵达上海,听取上海科研人员有关非典型肺炎科研攻关的进展情况。

综观2003年SARS期间江绵恒的报导,充分反映出了朝野盛传的路甬祥“本是红花甘扮绿叶”,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向来让权江绵恒频频指导中科院全院工作,人事安排等。海内外分析普遍指出,江绵恒在中科院系统多有“人脉”。

就近举例,现任中科院武汉分院院长、P4实验室主任袁志明,2003年当时负责筹建P4实验室。目前执掌疾病系统的高福,是SARS后中科院直接从国外公开招聘的研究所所长之一,2004年3月高福回国就任中科院微生物所所长。中科院系统诸如二人者众,即在江绵恒中科院时期任要职,并长期共事。

还有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所长王延轶、舒红兵夫妻档,在这次疫情中遭网友讽为“夫妻肺骗”,舒红兵被曝是江绵恒马仔,而武汉病毒所P4实验室则备受质疑这次新冠病毒源头是该实验室人工合成的病毒。

目前公推深入浅出的一篇科普文章,是旅欧病毒学专家、瑞士SunRegen Healthcare AG首席科学家董宇红接受新唐人电视台专访,以及在大纪元网站发表《病毒探源: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科学难题》指出:新冠病毒具有前所未有的病毒学特征,自然发生概率非常罕见。

新冠病毒若确实人造,而武汉P4实验室主任袁志明曾对“确保实验室里的病原不会泄漏”有个形象的说法:“里面的东西不能出来,只有外面的东西有可能进去,就像一个密封的盒子。”那么要追问的,泄毒的是谁?为何要泄毒?果真如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内斗,中国人命买单?

责任编辑: 赵亮轩  来源:中文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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