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党刊“求是”杂志曝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月7日对疫情已经知情，并召开防疫会议亲自对防疫问题作出指示。但是并没有提到他作了什么样的指示。当时媒体也没有对习近平的指示进行报导。
为何1月7日作出的指示到现在才报导，报导了又不报导内容，这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求是”的这篇文章很明显是为给习近平洗地。因为武汉市长周先旺在“央视”的采访中披露，早在1月初他已向上级通报了疫情，“我们地方政府必须获得授权后才能披露疫情”。周先旺月初向中央汇报，习近平在7日召开会议并作出指示，从时间点上来看与周先旺的说法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周先旺的报告，习近平已经作了指示，习近平也没有延误时机。但是，习近平作了什么样的指示，内容是什么这是问题的关键。
周先旺对“央视”的披露来看，周认为责任不在我，而在中央。因为中央没有授权，所以不能公开疫情。那么我们就可以由此推出事情的大致经过。武汉报到中央，中央到达习近平手里，习近平召开会议作了布置，为了过好春节，为了中国进入小康，不能公布疫情。确实，无论在春节联欢会上，还是春节团拜会时，疫情从未被提及，导致包括疫区武汉在内的全国人民都喜气洋洋地过着春节，12月初到1月20日一个月的病毒防控关键期就这样在荒诞中失去了。
直到1月20日，中央宣布中共高层开会要求“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疫情全貌才得以浮现，3天后中共宣布武汉“封城”，此时中国14亿人才如梦初醒，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封城”消息透出后，500百万武汉人“出逃”，把病毒带到了全中国以及世界各地。
即使以中共每天统计的数字，感染人数与死亡人数每天都在成倍的增加。到2月15日死亡人数已达1524，确诊病例66580。世界卫生组织称这次病毒可能会40亿人被感染，简直像极了世界末日式的预言。但就是在如此大的灾难来临之际，小小的市政官仍自说自话地解释“我汇报了”，中共当局则针锋相对回应“我作了指示”。从中国的政治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来看，我认为责在习近平，如果习近平对防疫有指示，湖北省委面对这样的疫情如何还敢开“两会”，如果习近平有指示，武汉市委如何还敢举办“万人宴”。说句难听的话就是，借他们几个人头，湖北的干部也不敢如此造次。事实也证明，湖北省开“两会”与武汉“百家宴”都是与北京“春节联欢会”、“团拜会”，“春晚”步调一致的。据尚重生教授披露，1月9日内参中共高层出现分歧，习近平执意两会照开不误，并要求高屋开会不戴口罩。
“求是”本是为给习近平洗地，没想到反而越洗越黑。这场世纪性的灾难，灾在中共的专制政治，灾在他们的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