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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贞报国萧光琰--惨死文革无人怜!

我走过了八十多个春夏秋冬,好多事情渐渐淡忘。对有些人与事的记忆,却是越久远越清晰。我想告诉人们,告诉下一代,中国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中国科学界一个不应被遗忘的科学家--萧光琰。

“外行”领导“内行”

1957年,在一片“外行”要领导“内行”的呼声中,我被从辽宁省委高教处调到科学院大连石油研究所(后改名为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简称“大化所”)任党委书记,同时兼副所长。这对我来讲,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在一大群学富五车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中,我近乎文盲。“我行吗?”虽然当时只有三十六岁,是以天下为己任,又无所畏惧的年龄,可这种落差还是使我觉得自己很难胜任这个工作。

我没有专业知识,但是有常识。知道要搞好一个研究所,关键就是学术带头人。张大煜当时担任所长,主管科研,我觉得张大煜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带头人,从心里尊重他,明确业务上的事情由张大煜来管,我只是尽量配合他做好科研工作,解决一些思想问题和人事纠纷。

那时候党政人员也常常参加一些决定学术方向的讨论会。例如搞哪种类型的催化剂,怎样寻找新的燃料?由于一些“外行”在场,科学家们常常要用非常通俗的语言解释他们的工作,当然从我们的表情也能判断“外行们”的理解水平。这种尴尬的局面让我很不舒服,试图改变。

我能不能也学学化学?那时候我不知道有个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表,不知道什么是有机化学,什么是无机化学。我找了研究员楼南权来给我补化学课。楼南权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想想那时候他花那么多时间给一个小学生补课,也真是“大炮打蚊子”了。他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我扫化学盲。我很难理解金刚钻和煤炭是由同种元素组成,而碳,氢,氧这三个基本元素,既可以组成糖、面粉、木头,也可以形成油。这些不懂让我感到自然科学的神奇和巨大的吸引力。

我学得越认真、吃力,就越佩服这些科技人员,也由此知道了自己这辈子甚至连化学的皮毛都搞不清楚。这种学习有限地为我增加了一些自然科学的常识,却让我常常想到,一个人能忘我地、充满兴趣地在显微镜下,在枯燥难解的数字间去追求一般人看不见、想不到的真理,不仅需要特殊的智慧,而且需要献身精神。所以那些无论如何搞不明白的理论没有让我觉得丢面子,倒是让我知道培养一个专业人才真不容易,我对科学家们肃然起敬,很希望尽己所能,为他们创造安定的工作环境。

我对科学家十分尊重的态度使我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那时候的人没有什么强烈的物质愿望,最需要的也就是被尊重了。我交了不少知识分子朋友,萧光琰是其中之一。我们年龄相仿,经历完全不同。

萧光琰的过去

萧光琰1920年生于日本,后移居美国,读完大学,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化学博士学位。

萧光琰当时在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工作,1949年此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套固定床单铂催化重整装置,应用这种装置可生产芳烃和高辛烷值汽油。萧光琰参与此工作,掌握了一些当时很先进的技术知识。1949年初期,热情浪漫的萧光琰想到为中国服务。

那时候萧光琰刚刚与甄素辉结婚。萧光琰曾和我说他父亲是汪精卫政府的一个部长,甄素辉的父亲给孙中山当过秘书。两人结婚后感情非常好,问题是甄素辉并没有回中国的打算。

萧光琰曾和夫人对此有过很多争论。甄素辉说:我连中文也不会讲,回中国干什么呢?现在是共产党当政,我们没有为共产党做过贡献,谁欢迎我们回去?萧光琰认为自己并不参与政治,能把美国最先进的技术带回国,就是贡献。至于在中国工作能否如愿,生活能否习惯,各种爱好如何满足,他没有细想。决心已定,谁也改变不了。

萧光琰说,如果你实在不想回中国,我就自己回去。有人说“好的婚姻是男人找到崇拜自己的女人,女人找到自己崇拜的男人”。萧光琰和甄素辉大概就是这种关系吧。在我的记忆中,甄素辉对萧光琰是崇拜的。甄素辉让步了。

1950年12月,这对夫妇满怀年轻人的激情,带着对中国的石油发展事业有用的资料和大批图书,回到了没有朋友,没有亲人的祖国。

来到天安门广场,他们看到巨大的毛泽东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间,毛泽东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口号到处都是。美国是个强调个体和尊重个体的社会,各持各的观点,中共则是强调集体观念,全民一致,努力表达对共产党,对毛主席的感激和崇拜。对贫穷,对落后,他还有些思想准备,而这种政治气氛,对萧光琰来说有些生疏,有些隔膜。

他被分配到石油部(那时叫燃料部)。当时石油部还没有能力成立自己的研究所,就招​​聘一些科技人才,又送到有研究基础的地方代培。萧光琰是其中之一。他在北京做了短暂的停留,就到了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现在的“大化所”)。石油部鉴定了他带回来的资料,认为对发展当时中国还很落后的石油工业有重大价值,他甚感欣慰。

当萧光琰和甄素辉翻开了在中国生活的第一页时,发现他们面对着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

萧光琰离开学校不久,还很留恋大学的文化生活,刚回国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是太好。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他,觉得人的生活中少了音乐、绘画、体育活动,岂不太枯燥了!甄素辉花了很多时间布置他们的小家,想买幅装饰画挂在墙上,可到处都在卖毛泽东像,她不明白政治人物怎么能挂在家里呢,美国没人把总统作为装饰挂在家里。

作为一个技术人员,萧光琰在中国受到在美国不曾有过的重视,生活待遇也相当不错。他曾对我说:在美国他是一个一般的技术人员,有工作的时候生活会非常好,房子、汽车随之而来,如果失业,马上会一无所有。在中国生活比较稳定,还可以参与一些技术决策。

当时对石油炼制采用什么催化剂有很多争论,有人主张用钼做催化剂,钼要比铂便宜,不用进口。从最终效果看,铂虽然贵,但催化效率高,收率高。最后还是按着萧光琰的方案,采用了铂重整技术。北京石油炼制所成立后,接着进行铂重整中间放大试验,也很成功,到六十年代,用这个技术建成了大型的工业生产装置,成为当时工业战线上“五朵金花”的新技术之一。我国的石油工业发展到今天,不应该忘记萧光琰的巨大贡献。

就在他刚刚回国九个月,认为自己会大有作为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51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针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批判他们崇美、恐美的思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很多知识分子起到了社会良心的作用,很有声望。为了夺取政权,共产党注意保护和争取人才,在党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各类优秀的知识分子。夺取政权以后,他们有比较优厚的生活待遇,以便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但是不能让思想自由、爱提异议的知识分子翘尾巴,仗着自己懂点儿业务,就忽视共产党的领导。结果是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识精英,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站出来“脱裤子割尾巴”,当着全国人民的面集体自辱。对这一点,很多知识分子都没有思想准备,萧光琰刚刚回国九个月,对此就更是始料不及。

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

那时朝鲜战争已经开始,人们怀疑从美国回来的人成为很自然的事。运动初期,萧光琰隐约感到有些人不敢和他说话,无言中拒他于千里之外。运动深入以后,有人开始在会上质疑他回国的动机。人们当时最不理解的就是“你在美国生活条件那么好,为什么选择回中国?”他平时偶尔谈到自己在美国的工作或者生活情况,被当作崇洋媚外加以批判。

当时萧光琰刚三十出头,从小学到取得博士学位,血气方刚,没有韧性。有人记得有一次在会上,他听着根本听不懂的批判内容,面对着他根本无法理解的革命群众,产生了难以忍耐的愤怒,气得把眼镜都摔了,他这种对抗运动的态度,也让群众对他更有看法。他认为很多批判实在太无理,盼望有人出来澄清事实,可是没有。当时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表达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热爱。萧光琰想这也许是下面的人臆想出来的不实之词。遇到不合理的事,要据理力争,不能沉默。他要向上面讲清楚,于是人们经常看到他给领导写信,凡事都要求“有个说法”。他自己说话有理有据,也要求别人有科学态度。

当时的领导碰到这种情况经常是不了了之,不想明确回答,也无法明确回答。运动是他们领导的,他们的责任是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当然向萧光琰没办法解释。

得不到“说法”,萧光琰无法忍受。在美国,得不到回应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罢工或换地方。换工作不容易,于是他就自行“罢工”。有时候好几天都不去上班,在家闹情绪。那时候,人们对美国回来的博士还是两重态度,既觉得政治上比他高一截,心理上又有些敬畏。所以也没人管他,这又引起周围一些人对他更大的不满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华声论坛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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