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明神宗万历皇帝御容。（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亚洲藩属国给明皇室进贡鸦片，叫做“乌香”。暹罗每次给皇帝进贡200斤，皇后100斤。明朝皇帝得到鸦片这样的春药，乐不可支。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在宫中服食丹药，丹药中就有鸦片，起名叫“福寿膏”。他不上朝主要原因是纵欲过度和鸦片的毒瘾所致。
钱钟书《围城》中，方鸿渐买了爱尔兰骗子的假博士文凭荣归家乡后，家乡学校就请这位海归做一场中西文化方面的演讲。方鸿渐弄错了准备好的讲稿，于是就胡拉八扯说：“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他还说，《大明会典》记载鸦片是暹罗和爪哇的进贡品。方鸿渐的话并非全错，《大明会典》里确有如是记载，不过这些鸦片是亚洲当地的土产而不是西方的舶来品。
近日看了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国郑扬文博士的《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对于鸦片这种今天如同过街老鼠的东西，长了许多见识。
鸦片在中国原本是一种药，从唐朝开始，四川就种植罂粟，产鸦片，叫做阿芙蓉。当时的人已经知道服用过量的话有毒，到明朝时期它仍然是一种贵重的药品。但是到了明朝中期，鸦片由药品变成了春药。明朝的皇帝，尤其是中后期的一些皇帝，以淫乱出名，一旦发现鸦片有壮阳作用，他们一定是欣喜若狂。但是国产鸦片极少，难以满足皇室的需要。因此，明朝的鸦片，是通过朝贡关系，从当时中国的一些藩属国的进贡渠道取得的。郑和当年率领船队浩浩荡荡下西洋，采购了大量的高级奢侈品，其中包括药材，或许就有鸦片。
《大明会典》确实记载了当初亚洲藩属国给明皇室进贡鸦片的事。暹罗、爪哇、孟加拉，他们的国王定期向中国派出朝贡使团，拿着黄金镶边的国书，向明朝进贡当地土产的各种宝物，以取悦宗主国，贡品中就有鸦片，不过《大明会典》把它叫做“乌香”。暹罗每次给皇帝进贡200斤，皇后100斤，其他两个国家进贡的数量史无明文。但是这个数量并不能满足皇室的需要，皇帝还要派出太监到处寻觅采购鸦片，而当时的鸦片价格与同等重量的黄金同价。当然，明朝皇室有的是钱，这个钱是花得起也舍得花的。
明朝皇帝得到鸦片这样的春药，当然是乐不可支。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在宫中试验、服食丹药，他的丹药中就有鸦片，他给鸦片起名叫“福寿膏”。他不上朝借口是头晕、眼花，其实主要原因是纵欲过度，再加上鸦片的毒瘾所致。数百年后的1958年，定陵被挖掘后，科学家对万历皇帝的尸体进行化验，发现他的骨头中含有吗啡成分，这是万历皇帝食用鸦片的铁证。
皇帝服鸦片成瘾，皇帝周围的一干人，久而久之，也沾上吸食鸦片的习气。后来实行禁烟并引发了鸦片战争的道光皇帝旻宁，在他做亲王的时候就是一个鸦片鬼，和他一样喜欢鸦片的还有一些贝勒之类高级贵族。旻宁写了一篇歌颂鸦片的文章，洋洋得意地炫耀吸食鸦片后耳目聪明、心神清爽的感觉，说鸦片是真正的快乐源泉，甚至还赋诗一首来形容他的体验。
皇帝、亲王、贝勒、皇后、公主、太监、高级官僚、高级文人都孜孜不倦地吸食鸦片，鸦片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实际上，鸦片最具备凡勃伦所说的那种用于炫耀性消费的奢侈品的特点。它是宫中御用品，连皇帝都用它，因此是高贵的象征；它极其昂贵，远渡重洋而来，因此是财富的象征；吸食它需要充足的闲暇功夫，只有不为生计奔忙的有闲阶级，才能优哉游哉地躺下来吸食，因此是悠闲的高品质生活的象征；高级官僚和文人雅好包养戏子和高级妓女，在她们的服侍下一起吞云吐雾，更是风流的象征，是性能力、性魅力的象征。因此，吸食鸦片成为上流社会乐此不疲的雅事。
但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上流社会的雅事，逐渐就被附庸风雅追逐时尚的中下阶层的人所模仿复制，扩散到了整个社会。一般来说，历史上皇帝用的东西别人不能僭越，上流社会的用品下层社会也无权享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家通过法律禁止以下越上；国家也通过垄断奢侈品的生产而排除下层社会的僭越。但是，这些措施在清朝已难奏效。国内虽然专制主义达到顶点，但是国际上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国内追逐鸦片时尚的信息被追逐利润的国际鸦片贩子捕捉，他们大量走私鸦片，因而价格不断降低，致使底层贩夫走卒都可以吸两口，体验一下上流社会趋之若鹜的富贵口味。当高贵的鸦片能被引车卖浆者流吸食的时候，它早已失去了昔日高雅富贵的光环。这时候上流社会反过来咒骂下层社会的流氓吸食鸦片败坏了淳朴的社会风气，传染了上流社会，主张禁烟。鸦片终于沦落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鸦片战争，也就在这种背景中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