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因为中共隐瞒疫情，错过了把它“消灭于萌芽状态”的先机，结果使病毒得以肆虐全国，并且溢出国门走向全世界。迄3月17日为止，全球共有160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疫情，综合各国报告的官方统计（引用John Hopkins University综合统计），确诊人数逾19万8千人（其中中国8万多宗），7500多人死亡（其中中国3237人死亡），成为一场全球性的灾难。（编按：全球确诊数字的统计出入颇大，世卫公布的确诊数是18万4千多宗）
疫情除了令受害人患病及死亡外，全球经济深受影响，正常的社会文化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处于停摆状态，特别是国际间的交流活动，更几乎处于全面停顿的状态。可以这样说：今次是全世界为中共的错误埋单。
对于这场灾难，中共的宣传重点有二：其一，大力宣传大陆如何成功地抗衡疫情，却只字不提中共的体制如何导致疫情失控；其二，大力宣传“源头不可知论”，甚至把疫情的爆发归咎为美国的加害，而不追究疫情如何从中国走向世界。
为了戳穿中共的宣传伎俩，本文将集中探讨从发生第一宗病例到武汉封城这段期间，即从2019年12月8日到2020年1月23日（共46天），北京当局是如何隐瞒谎报疫情，因而错失抑制疫情的黄金机会，使病毒得以肆虐全国并贻害全球。
甲）中央早已知情却隐瞒疫情
从现在已知的资料看，远在李文亮等8人在12月30日吹哨之前，中共高层已经知道中国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疫情，但他们非但不采取紧急措施，反而禁止向社会公布，甚至企图销毁证据。
一）2019年12月底前武汉已经报告中央
根据大陆《财新网》2月26日发表的调查报告〈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是何时拉响的〉
（编按：原文网址已被404，请按此处看原文全文截图）显示，在去年12月底之前，有不少于9名不明肺炎病例的样本被从武汉各医院采集，基因测序显示病原体是一种类SARS冠状病毒，这些检测结果陆续回馈医院并上报给了国家卫健委和疾控系统。
笔者根据《财新网》的资料，整理出下表说明早在12月底中共高层已经获悉此病。
从上述的回顾我们可以确认以下事实：
第一，武汉基层并没有隐瞒疫情，因为：
1.12月27日：实验室“广州微远基因”已经完成新冠病毒基因组测序、并立即分享给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并专程前往武汉，向当地医院和疾控中心汇报交流。
2.12月29日：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通知省、市、区三级疾控中心，有海鲜市场暴露史的不明肺炎患者，要求启动应急处置工作流程。
3.12月30日：三级疾控中心形成《关于医院报告华南海鲜市场多例肺炎病例情况的调查处置报告》。同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内部通知《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通报疫情爆发情况。
第二，中央也早已知情，因为：
1.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12月31日上午已抵达武汉，正展开相关检测核实工作。这说明地方当局在此之前已经有立刻报告北京。
2.1月2日，中共海军工程大学警通勤务连下发《严控外来人员进校的通知》显示，中共海军早在2019年底就知晓武汉不明防疫疫情，并出台《2019年第298号文件》；提出防控措施，而且中部战区总医院也已知情。
3.从1月3日起，至2月3日止，中共外交部一共向美国通报了30次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根据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20年2月3日的发言。华说：“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两国疾控中心就疫情相关情况多次进行沟通。”）
从上述（一）和（二）看，根本北京最高当局在疫情初发时已经瞭解情况，但就是不让报导，不能公布。中央不让公布的实情直到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专访时获得证实。他说：“我作为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我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不被理解”；但是，“是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到此时隐瞒疫情的责任谁属就非常清楚。
武汉市长周先旺1月27日接受央视专访截图。
二）中央对疫情保密甚至要求销毁相关资料
虽然中国疾控中心在1月6号就内部启动二级应急机制，可惜的是，到此时此刻，中共仍然不愿意公布此事，非但不公布，还专门为此发通告，不准再做化验，已经做的化验及其结果均需保密或销毁。对此《财新网》有很详细的报导：
1.在2020年1月1日，中央禁止新的化验，已经做的要求销毁样本
《财新网》说：“回望2019年12月底至今年1月初的那几天，原本应是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关键时刻。但彼时，公众对这种病毒日后会引发的后果还浑然不知。一位基因测序公司人士透露，2020年1月1日，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一位官员电话，通知他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如果你们在日后检测到了，一定要向我们报告’。”
2.在1月3日，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对疫情资料要保密
根据《财新网》报导，1月3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即3号文件），它进一步规定，各相关机构应按省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要求，向指定病原检测机构提供生物样本开展病原学检测并做好交接手续；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已从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取得相关病例生物样本的机构和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指定的保藏机构保管，并妥善保存有关实验活动记录及实验结果信息；疫情防控工作期间，各类机构承担病原学检测任务所产生的信息属于特殊公共资源，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相关论文、成果发表须经委托部门审核同意。
根据《南华早报》2月28日报导，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以下简称“公卫中心”）和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张永振教授带领的团队，早在1月5日已完成武汉病毒的全基因测序，时间上还早过中共官方宣布在武汉发现不明肺炎两天。上海公卫中心当日立即向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报告，提醒他们新病毒与SARS相似，建议采取适当措施防止疫情扩散，因为样本采集来源的病人，病症都非常严重。
在张永振团队公开新冠状病毒基因序列序列（5日）后，当局翌日（6日）却以“整改”的理由关闭该实验室。上海公卫中心临时关闭，但当局没有解释原因，据中心的消息人士说：“我们曾经四次申报要求重开，但一直都没有得到回覆”。关闭实验室对科学家的研究有很大影响，因为他们正在与时间竞赛，希望尽快找到控制冠状病毒的办法。不论“整改”的真正原因何在，在关键时刻废了上海所的武功，客观上就造成对防疫工作（特别是研发疫苗方面）的耽误，使病毒有更多的散播机会。
人们实在难以明白，为什么大难当前，中共要禁止人们继续进行化验（1月1日），已经做的化验样本要销毁，对化验结果要保密（1月3日），甚至要关闭有重大发现的公卫中心（1月6日）。中共对武汉病毒采取这个态度，絶对延误了对病毒的防控。
众所周知，疫情扩散速度同防治措施的及时性成反比，防治措施越及时，扩散速度越小，反之亦然。根据《南方都市报》对钟南山的专访，中央迟到1月23日才提出对武汉封城。但他们的团队在1月底2月初做了一个病情预测，如果封城行动提早5天，到现在（按：指专访发表时的3月12日）为止，全国的病例数大概会是2万左右；但是如果再推后5天，全国到3月份后的发病峰值应该是17万。现在官方的确诊病例是8万多，比提早封城的估计数字要多出4倍，显然中共的隐瞒和延误造成人民很多不必要的损失（笔者按：《南方都市报》上述专访已经被删，辛亏大陆网媒《南国早报》3月13日转载，才得以保存，全文见http://www.ngzb.com.cn/news/76883.html）
中共为什么孜孜于封锁消息？不但发口头通知（1月1日）、发正式文件（1月3日）、甚至采取行动“整顿”研究中心（1月6日），非得要隐瞒疫情不可？亲北京人士会认为，中共在严重疫情面前为了慎重起见必须先确认疫情的性质才可以公布，而资讯的公布需要由中央权威机构统一发放才不至于产生恐慌和混乱。这可以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但到了1月9日，“武汉病毒性肺炎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正式宣布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即真相已经查明），1月12日国家卫健委通报世界卫生组织，后者将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即已经公布），中共仍然不向全国人民公布真相，这就有点不正常。
笔者更加觉得，中共是为了避免负面信息带来不稳定因素，从而威胁到其自身的统治利益，才不惜禁止有关疫情讯息的流通，包括对疫情从事必要的研究。
注：明天发 中共蓄意隐瞒 祸延全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