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个星期宣布驱逐美国三家媒体记者的决定遭到美国各方的一致谴责。北京为这一行动辩护，并指责是川普政府挑起了这个外交冲突。观察人士认为，北京此时采取这个举动不仅是要减少西方媒体对中国政府，包括在新冠病毒问题上的决定的审视，也表明它觉得中国不再需要西方媒体来讲述中国的故事。
2007年5月1日纽约报摊上摆放的《华尔街日报》
北京表示，驱逐行动是对川普政府此前决定的回应。该决定将中国五个官方新闻机构的驻美中国籍员工数量限制为100人，这迫使约60名驻美国的中国官媒记者离境。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这个星期三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责美方出于偏见对中国媒体进行打压。
尽管中共当局长期以来与外国媒体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是近代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规模如此之大的驱逐外国记者的行动。
目前，仍然还有不少美国媒体获准在中国进行报道，包括美联社、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彭博新闻、洛杉矶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等。
分析人士指出，北京的这个决定虽然是对美方最近的举动做出的回应，但驱逐这三家美国媒体的驻华记者也显示北京对这些在西方影响力最大的新闻机构有关中国的报道不满。中共官方新闻机构的评论和报道经常指责西方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对中国有偏见。
麦考尔众议员：中共没有安全感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麦考尔(Michael McCaul)认为，中方驱逐美国记者的决定显示中共政权缺乏安全感。
麦考尔众议员星期四在给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的一封信中说：“中共外交部可能相信的是中共实力的投射，但在华盛顿和世界各地看来，这是一个缺乏安全感、害怕问责和阳光的政权采取的行动。”
斯托克斯：减少外媒对中国的审视
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项目的高级政策分析师斯托克斯（Jacob Stokes）认为，中国在目前的关键时刻把为美国媒体工作的记者赶出中国有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
他说：“中共领导人将外国独立新闻媒体拒之门外是有国内政治原因的：这意味着减少对官方决定的审视，包括与冠状病毒有关的决定，以及在香港和新疆发生的事情。北京方面还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关于这个国际流行病的起源和中国应对措施的说法。”
认为中国的媒体机构能够绕过国际媒体，向世界传递信息
这位研究中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美国的亚洲政策的学者说，在更广泛的层面，北京驱逐美国记者的行动显示，中国不仅希望控制国内的叙事方式，而且希望越来越多地控制世界各地的叙述。他说，这是过去一些年来的一个重大转变。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书面采访时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行动表明，北京认为，它自己的媒体机构能够有效地绕过传统的国际新闻媒体，向世界传达自己想要的信息。这包括通过纸媒、广播和电视这些传统的中国国营媒体，与外国媒体建立内容分享伙伴关系，以及利用推特、脸书和微信等社交媒体网络。”
斯托克斯还认为，在某个层面上，这是中国试图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这些美国的独立新闻机构与中国的新华社、中国国际电视台以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国营媒体等同起来。他说，这两种媒体机构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美国利海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何忆南怀疑，北京“早就在等待这个借口把这些不受欢迎的‘和平演变’分子赶出去”。她在推文中说，“但如此明目张胆的做这件事表明，中国内部可能正在发生一些事情，鸽派正在输给鹰派。川普正中鹰派下怀。”
北京有自己的工具，觉得不再需要外媒
纽约时报《新新世界》的专栏也认为，北京对外国记者下驱逐令是一个鲜明的信号，表明北京觉得不再需要外国媒体将信息带到全世界。
“共产党已经将它的国内宣传机器打造成了数字时代的有效工具。它的官方媒体机构已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建立了播放业务。在推特和其他国际平台上，它的外交官和官方媒体无情地抨击批评者。”
中共当局近年耗费巨资推动大外宣计划，提升中国媒体在国际事务上的所谓“话语权”。中共官方媒体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除此以外，中共当局也充分利用西方的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宣传。尽管推特在中国国内受到禁止，但是新华社的英文推特账号拥有1千2百60万粉丝；《人民日报》有7百万粉丝；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有1千4百万粉丝。中共外交部的几位发言人以及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最近都设立了推特账号。
中共与西方媒体错综复杂的关系
纵观中共历史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清晰的脉络：当它需要赢得外部世界的好感时，它会向西方媒体开放，而当它想要关闭国门时，它会对西方媒体采取敌对的态度。
当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与国民党为控制全中国而展开内战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高级领导人对美国记者斯诺敞开大门。斯诺的报道，尤其是他1937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了解毛泽东并对中共产生同情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共产党1949年在大陆掌权后切断了与西方的联系，把外国记者赶出中国。美国之音被视为是敌台，收听美国之音节目是一种犯罪行为，有的人因此而受到监禁。
当中国20世纪80年代决定改革开放的时候，它又向西方媒体敞开大门，欢迎《纽约时报》以及其他媒体进驻中国。
1980年8月，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获得了采访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机会。由于时间关系，邓小平还罕见的同意让她第二次采访他，使得法拉奇得以在三天之内两度采访邓小平。
1986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电视节目主持人华莱士(Mike Wallace)也对邓小平进行了采访。
在江泽民主政的时代，由于中国希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局向西方媒体发起魅力攻势。江泽民本人多次接受西方媒体的专访。2000年9月，江泽民同意接受华莱士的专访，并愿意回答任何问题。采访时，华莱士提出了很多尖锐和敏感的问题，包括说他是独裁者，江泽民一一回答。专访期间，江泽民不仅引用了葛底斯堡演说，并与华莱士一同高歌了几段《我的太阳》。
2001年8月，在世贸组织决定是否接纳中国为会员的前两个月，江泽民在北京接受了《纽约时报》出版人以及驻京编辑的采访时说，他希望西方世界能够更好的了解中国。
在中国主办2008年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放松了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限制。
但是在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中共当局逐步收紧了对外国媒体和记者的限制，尽管习近平本人也多次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
自2014年以来，他几乎每次出访前都会在往访国的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或者接受媒体采访。2014年7月，习近平在访问拉美前夕接受了拉美四国媒体的联合采访；2015年9月，习近平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书面采访；同年10月18日，他在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接受了路透社的采访。
习近平对俄罗斯媒体情有独钟
习近平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的次数最多。2014年2月，他接受了俄罗斯电视台的专访；2017年7月，在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接受俄罗斯主流媒体的采访；2019年6月4日，在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前夕，他接受了俄罗斯塔斯社和《俄罗斯报》的联合采访；2019年8月，习近平再次接受俄罗斯电视台的专访。
自2015年以来，习近平没有接受美国媒体的专访。中共当局在国内也收紧了对媒体的限制，要求中国的官媒姓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