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生的履历里，最被人熟悉的，是在延安时期的“肃反”，这让许多人提起他的名字感到不寒而栗。在康生临终前，他却又要向中央反映江青的所谓“叛变”的问题。谁也猜不透，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在他死后，中共中央给他很高的评价，几年以后，对他的评价出现了“断崖式”的改变。他的倒台，发生在他死后，何以如此呢？今天就从死后康生的“断崖式”倒台说起。
死后康生的“断崖式”倒台
骨灰盒有烟头烫过和吐沫的痕迹斑斑
康生是个“人物”。
说他是个“人物”，不仅仅是说他官当的大，更是说他的“传奇”，这传奇，在他死后还在发生着，因为对他的评价，出现了“断崖式”的改变。
康生死后的追悼会
1975年12月16日，康生在北京病逝，中共中央在当时发布的讣告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仅仅过了五年，康生的命运大变模样：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把他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撤销对他的悼词，并把他开除党籍，将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
和大多数倒台官员不同，他的倒台，发生在他死后。
康生如果地下有知，相信他也是面无表情，一是在他预料之中，二是此人城府颇深，喜怒从来不形于色。但是，很多熟悉他的人，一定是喜出望外的，因为康生的民愤太大了。据说，把他的骨灰盒移出八宝山的时候，揭开覆盖在骨灰盒上的党旗，可以看到烟头烫过和吐沫的痕迹斑斑。
本来已经盖棺论定的人，为什么能够这样被推倒重来呢？
有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在中央党校，而当时，党校的主要负责人是马文瑞。
最近，《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王彦君先生写的《马文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文，讲述了这段历史。我看了以后，有一个感想：一件原本已经板上钉钉的事情，进了棺材的事情，能够翻转过来，一定是因为有了一个突破口，而这个突破口，首先出在松动处。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松动处在中央党校。这个松动，是由多方合力形成的。
江青和康生
我们还是先简要看看康生这个人。
康生1898年出生于山东，就在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另外两位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分别出生在江苏和湖南。可以说，康生是中共领导集体中的重要一员。
但是，和其他同志们不一样的是，康生似乎总是戴着一层面纱，因为他主要的时间都在从事秘密战线的工作，被称为"中国的捷尔任斯基"。
在他的履历里，最被人熟悉的，是在延安时期的“肃反”，在他的主持下，无中生有地“生产”出了许多的特务和反革命，这也是在他死后还有很多人决心要讨回公道的原因。当然，也是因为他活着的时候不少人还生活在他的巨大阴影下。
他履历中另外一个亮点是对苏联的反修斗争表现得很坚定。所以，在他的被作废了的悼词中，专门有这样一句，说他是“光荣的反修战士”。其实，建国以后长期抱病的康生，正是因为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坚定，才重获毛泽东的重视，回到中共执政的核心团队。
毛泽东和康生
当然，这里也有他的老乡，毛夫人江青的功劳。
康生还是有不少八卦在流传的。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和江青
据说，江青当年在延安时，得以接近毛泽东，除了当时的毛夫人贺子珍在苏联养病使她有机可趁外，康生作为中央的核心安全部门的首脑，也提供了很多方便。但是，在康生临终前，他却又要向中央反映江青的所谓“叛变”的问题。谁也猜不透，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当年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组工作的时候，也听到康生夫妇在延安拨弄是非的故事。那时，刘少奇领导新四军在苏北，他和王前新婚不久，而王前很年轻幼稚，据说，是康生夫人曹轶欧总在王前耳边挑拨，促使刘少奇的这段婚姻无疾而终。
康生本人的婚姻却很是牢固。不但发妻曹轶欧很是忠贞，在康生死后遭遇翻案声名狼藉的时候，她还不遗余力地为逝去的丈夫说话，而且，康生是和妻子、妻妹苏枚长期生活在一起并且相安无事，这也是常人不能企及的。
康生书法
康生还有过人之处，因为他出生于书香世家，受到家族熏陶，幼年时代便开始接触文艺作品，因此擅长中国传统书法、中国画及收藏，其艺术造诣曾被指为是众多中共领导中最为优秀者之一。也许，这个“之一”都是多余的。
总之，康生在世的时候，是深受最高领导信任的，颇有才能的而且在各种角逐中总是处在有利地位的人。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
他的麦城，是死后才走的。
中国人常说，死者为大，意思是说，死去的人，一般就不再说对他不恭敬的话了。但是，到了康生这里，这句话不管用了。
突破口发生在中央党校，这和胡耀邦和马文瑞在这里营造的宽松氛围有关。
下面的内容大部分取材于王彦君先生写的《马文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马文瑞
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接受胡耀邦的建议，任命马文瑞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代替胡耀邦主持党校日常工作。当时的校长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马文瑞是实际上的常务副校长。而党校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校党委，党委名单由党中央主席直接批准，胡耀邦为书记，马文瑞为副书记。
马文瑞主持党校工作后，1977年12月8日，中央党校16楼的走廊出现了两份小字报，是哲学教研室的人揭发“康生罪行”的。在当时，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康生在党内积怨甚多，“四人帮”与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此时中央对康生尚没有明确的说法，党校历来是党内“恶斗”之地，弄得不好，会出大事。同时，党校又是康生经营多年的一块“自留地”，培植了他的势力，也迫害了很多无辜者。
有人带头了，自然有跟随者，所以，揭发康生，以前还尊称为“康老”的小字报多了起来。
这个情况，引起“老延安”马文瑞对党内历年政治生活的一连串的回忆。
延安整风之前，康生是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连毛泽东也不看在眼里。马文瑞记得很清楚，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从苏联回国到延安，当时王明正吃香，于是康生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以后又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延安整风运动中，他担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参加领导了整风学习。1943年7月，他做《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把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打成“国民党特务”和“敌探”、“叛徒”，由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发现，紧急刹车，才纠正了错误，挽回了部分损失。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康生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曾主持编辑《毛泽东著作选读》第四卷，为他积累了政治资本。文化大革命开始，康生如鱼得水，地位直线上升，先后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对这样一个地位很高又有了中央定论的人，能不能提出质疑呢？
好在中央党校复校之初，胡耀邦就曾宣布：“中央党校实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大家对学校领导，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在这种民主空气的影响下，学员的思想相当活跃。
其实揭批康生的小字报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此时，马文瑞对“小字报”明确地表示了宽容的态度。通过一次大会，校领导把这个精神传达到了全校干部中，客观上对揭发康生问题做了动员。大家心里明白：在这么多人贴小字报的形势下，不压制其实也就是支持揭发。
而且，大家心里也明白，既然结束了文革，既然大家都认定文革是一场灾难，那么，对文革中的人和事情，都可以拿出来梳理。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采用分组讨论的形式，马文瑞在东北组。在11月13日的小组会上，他凭着扎实可靠的材料在小组发言中率先揭发康生问题。参加小组会的大多数是老同志，他在发言时义愤填膺的神情和语调，引起极大共鸣，也有人为他捏着一把汗。
这次不同寻常的小组会发言，被印发在会议《简报》上，特别引人注目。马文瑞说：
在我看来，康生文革中的问题，主要是四个方面。应该说，康生也算是我的老熟人了，在延安时期，我们就认识，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可一直不怎么好，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大家恐怕还记忆犹新吧，那是他一手造成的。解放后，他是四个问题。一是理论上的，早在1959年，康生就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的标准”，1967年又说工厂中的按劳付酬“有两面性，可以产生资产阶级思想”。我看这两个观点都是错误的。
二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干部的态度，不符合马列主义，是唯心主义的。最恶劣的是文革中，他对朱德、叶剑英、邓小平、贺龙、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污蔑。动机不纯，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就随意捏造，上纲上线。据党校工作人员揭发的材料统计，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点了379个负责干部的名，给这些同志扣上这样那样的帽子，要统统打倒。
三是和林彪、陈伯达、“四人帮”是一伙的关系。他极力吹捧林彪，指使党校的人编了四卷“林彪选集”和一本“林彪语录”，吹捧陈伯达在中央党校“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四是污蔑否定中央党校的工作。康生说，文革前的中央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修正主义大染缸”，“里通外国的黑据点”。完全是不顾事实，满嘴胡言。
马文瑞的这次发言，有备而来，揭发康生的多项罪行和问题都是与会者闻所未闻的。许多老同志长时间对康反感，但手中没有揭露康生罪恶的真凭实据。恰好在这次会上，陈云也在小组发言中讲了康生的问题。马文瑞表示赞同陈云的意见，表示“应对康生在适当的范围进行批判，并审查他的历史问题，做出结论”。
压在众多的原来还敢怒不敢言的人心上的那座山轰然倒塌了。
松动的开端，其实只是那张贴在墙上的小字报，再加上中央党校当时主要领导的支持。
这是应当在中共党史上记下浓重一笔的。
回到常识，让思想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