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命运将如何？这是百馀年来中国精英一直思考的问题。1924年郑孝胥在协助溥仪逃离紫禁城时感叹：「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这一预言让我最感震撼的是，当时的中共还远未形成气候。当然，多年来我也像许多人那样，无法想像「共产亡于共管」的情境，而这一次「中国病毒」或「中共病毒」在全球大流行，似乎让这种想像成为可能。
郑孝胥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国政治文化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无力自救。回头看历史，我接受郑的这个基本判断，但也认识到，几乎所有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都要借助西方文明的力量才可能完成，且都要经历痛苦的文化更新。在这层意义上，郑的预言并无特别意义，但他认为中国将走上「共产」邪路，并造成自己无法收拾的灾难局面，以至非「国际共管」不可。现在看来，他的这个预言隐含著两个相当有远见的判断，一是主张政治大一统的中国精英易受「共产」乌托邦的诱惑，二就是政治大一统一旦与「共产」乌托邦相结合，将带来全球性的灾难。郑孝胥为甚麽能有这样的洞察力？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中国和世界又面临新的大变局，中国如何选择，有没有能力避免灾难性的选择？又成了问题。
今天中国和世界的格局虽与百年前大不相同，但政治大一统的理念，依然支配著很多中国人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判断，依然是诱导中国做出灾难性选择的一大文化因素。如果说，当年借「统一」为名，引狼入室来争个人权位，最终断送了地方自治而给苏俄扶植的中共创造了上台机会，那么今天借「统一」为名来毁掉台湾的民主和香港的自治，就是习近平维护中共专制和个人独裁的基本「国策」。大一统的政治文化滋生的中国官场文化，也是这次武汉疫情失控最直接的原因。那么，这次「中共病毒」带来的全球大灾难，有没有可能阻止习近平成就「统一大业」的野心，或是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反而更促使他下决心搞所谓的「武统」，以至不惜与美国开战呢？
我的判断是，这次「中国病毒」对于阻止习近平以及许多迷恋「大一统」的中国人实现「武统」台湾的梦，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爆发的疫情给世界带来了太多的无妄之灾，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在这场全球大灾难中的种种言行，让太多人看到了在「大一统」心结支配下，中国对世界秩序潜在的巨大危险。这种共同的体验和观察，虽不会直接导致所谓的「国际共管」，但确实能为国际社会对中国采取过去不能想像的「集体行动」提供正当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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