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中，我看到了神对不义之人的惩戒。这个“不义”就是人与神的教诲对立！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善良的人，我从未有加害他人的心，也从未有防备他人加害的心。
我生在50年代，从我记事起，我受的就是无神论的教育，党说它是我亲娘，我都深信不疑。我接受的教育就是必须听党的话。文化大革命时我9岁，三年级（我六岁上学）。记得一天，一班的老师交换到我们三班来发动我们班同学揭发我班班主任的反党罪行。那时老师被要求互相交换所教班级进行揭发。这意味着如果甲老师在他人班上没收到足够多的揭发资料，而乙老师却收到很多对甲老师的揭发资料，那对这个老师就会构成威胁。所以老师们都在班上对学生一再进行强调和反复动员，要我们积极揭发，并从生活各个方面提示和诱导我们。那时的我什么也不懂，但朦朦胧胧中感觉就是叫你说老师的坏话。因我从小是个听话的孩子，老师叫干嘛我就干嘛。我父母也整天教育我，要听党的话，“党叫干啥酒干啥”。于是面对老师发给的白纸和笔，为响应党的号召，其实我根本不知老师哪里不好，就算是调皮吧，我画了张班主任穿旗袍和高跟鞋的画。这画意味着我班老师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在那时这可是个很大的帽子。但这画对老师的伤害，我就没有多想了。
参加工作后，七十年代批林批孔。我眼中所见的宣传资料都是孔子是什么私生子、孔老二，他倡导的“仁”就是“仁者杀人”等等，于是我积极张贴大字报、写大批判文章，什么语言恶毒就用什么语言，因为要听党的话啊。结果把个孔子糟蹋的一无是处。因为“党叫干啥就干啥”啊。再后来参加的各种批斗会、大游行、大字报，天天跟着喊口号，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在这些声势浩大的造势中，那些被批斗的人，凡我参与的，从我嘴里喊出的口号声，都有我对他们的一份侮辱、一份伤害和一份恶在里面！
再后来，我成了单位的团委书记。围绕党的不同时期的政治中心，积极开展共青团工作。在上级团委领导下，在一次“打击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活动中，我按要求领着一组青年到分配给的街道上围追堵截年轻人，看到穿廋腿裤和留长头发的就抓。因为穿瘦腿裤留长发就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表现。就决不能容忍。堵另外街口的共青团小组们不断上报更新数据，他们已经抓了多少个人了；撕开多少个裤腿了；剪了多少个留长发的了。而我负责的小组一个也没抓一个也没剪。于是我被叫到就近设立的“打击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临时办公室训话，我被说成是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同流合污，因我有资产阶级思想，所以我眼里看不到资产阶级的表现等等。其实是我觉得下不去手。这样对待无辜的人实在不忍心。再说谁给我们这种侮辱人格的权利啊？
后来的荒唐事越来越多，单位一次大批判会，从人家家里拉来一个休长期病假的病号批斗。说这个工人病假期间去赶海卖海鲜，搞资本主义。我被安排大会发言。发言内容自然是揭露人家如何不听党的话等等。事后自己想，这个病人拖着个病体低头站在台上有多辛苦啊。我到底在干些什么？
再后来，组织各种活动填报各种数据，什么办黑板报多少期，大批判会多少次，义务劳动多少次，好人好事多少次等等等，哪有那么多的活动可搞？你搞多了，青年们天天加班参加你的业余活动根本受不了；你搞少了，报上的数据不好看。这还涉及工作成绩和提拔的问题。上面也鼓励你造假，因你的数据好看也意味着上面的数据好看，他们也是层层上报的啊。可我毕竟还做不到撒谎，时间长了，我终于发现我干不了党的工作了。那些溜须拍马、阳奉阴违、虚言假套，两面三刀哪一样我也不是块料。也许正因我天生不是这块料吧，我才没沿着这条邪路狂奔下去。回味往事，毕竟在邪党的灌输下，我也是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心灵的扭曲也使我多愁多病。
在接触法轮佛法之后，我终于认识到正是无神论的教育，扭曲了我的人生，从而把共产邪党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追随这个反神的恶魔往地狱一路狂奔。我也认识到人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那不是争争斗斗，不是损人利己，不是巧取豪夺，不是见利忘义！在这次大瘟疫中，我更清楚看到，人并不是非要干出杀人害命的事儿才是坏人。
人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一丝私心，一丝恶念，一丝利益之争等等都与他人息息相关。不知不觉中你可能就会伤害到别人。那就是罪责！几十年以来，我没忘记自己曾为害他人；没忘掉自己曾愧对他人；我也曾漠视他人的苦难而毫无同情之心……。所以必须忏悔。
历史上，大规模的瘟疫都是神对人道德败坏时的警示，我们必须对此作出回应。所以我忏悔我生命的几十年来，自己觉知和不觉知的对他人的伤害，并求得神的宽恕。我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这场瘟疫中忏悔，每个人的忏悔，都会成为人类文明的经验。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每次大瘟疫，对比前后的人口学数据，瘟疫后有宗教信仰的人口所占的比例都明显高于瘟疫前。我们不知是不是虔诚的人更容易在瘟疫中幸存？不管是怎样的因果，也不管你是哪种宗教（正教），只要我们真心忏悔向善，佛道神就会听到，佛道神就会给人类希望，转机马上就会来。瘟疫就会销声匿迹！
为使人类能干净地进入美好的未来，让我们真心善念忏悔和改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