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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乃:我不爱国 我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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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如果中共给了香港人要的民主自由等等,新疆、西藏等地也要求民主自由,不给就闹独立,中国会大乱,所以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中共不给香港人民主自由是对的云云。那为什么不把民主自由也给新疆、西藏呢?通通都给不就没事了吗?因为中国如果全面民主化,现在掌权的人就一定要下台,一定会失去权力,而失去了权力,就无法谋私利了。

海外华人举着“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的大幅标语参加游行活动。(李明/大纪元

本文原是写给小朋友看的,内容粗浅,但是所讲解的观念,多少可以增强对中共洗脑的抗体,进而产生“爱国癌免疫力”。我们要反洗脑。

人只有两个永远不变的单位:一个是个人,另一个是人类,即世上所有人。个人是“小我”,人类是终极的“大我”。

在个人和人类这两个单位中间,有各式各样会变的单位,例如:部落、氏族、民族、国家等等。

中间的单位都是人为划分出来的,会随着时空、条件而变化。“国家”的大小、领土会变。例如:现在越南是一个国家,可是越南的部分土地,却在唐代的版图内,等于是中国的。清代初年的版图也非常大,领土跟现在的中国不尽相同。谁属于一个“国家”也会变。例如:我跟你都是广东人,现在广东的人都自认是“中国”的人。但是古代的中国人,却认为广西、云南、福建、广东等地方的人是“南蛮”、“百越(粤)”,是文化落后的“非我族类”。广东等地被中原的人统治久了,也受了中原文化的熏陶,慢慢才变成了“中国人”。

“大我”是一个以上的人聚在一起,所以不同的大我都基于人与人的关系。人际关系要怎样才好呢?要爱人,要互相关怀。

人会关怀别人,是经过几十万年演化出来的。因为互相关怀的一群人,生存、繁殖的机会比别的团体大;而这种关怀的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大脑的“同感”本能。人生下来就会设身处地,就能对他人的经历有同感。你看见别人笑,不自觉地跟着笑;看见别人挨打,自己好像也跟着痛。所以爱人是自然的,从最亲近的人到远方不认识的人,爱的强弱不同,却都源于同感的机制。

孔子说“推己及人”,是合乎科学、合乎人情的道理。人总是爱亲人多于非亲人,但是孔子教我们把对亲人的爱,由近而远的推广出去。儒家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好比小石子丢在水里,由圆心泛起一圈圈的涟漪,近圆心的圈子波动强一些,就像对少数亲人的爱强一些一样。越远的圈子越大越弱,就像对众多远方的人的爱弱一些一样。我们无法爱非洲挨饿的孩子像爱亲人一样,但是仍然可以关心他们。总之,从“个人”的修身,到家庭,到国家,到超越国家,以全人类、有文化所及的“平天下”,都是基于爱人。

“国家”有几种含意:

1.文化单位。这个意思有点复杂。用具体的例子来说:大陆、香港、台湾,以至世界各地的华裔人士,大都认同于孔孟汉唐以来悠久博大的传统。所以一个住在纽约、美国籍的华侨会自认是“中国人”;人在美国的著名学者余英时常常批评大陆政府,也自认是“中国人”。他们是政治上的美国人,文化上的中国人。文化含意的中国称为中国1。

2.政治单位,有政府管治的。国家离不开政府,从来没有没有政府的国家。英文里有几个表示“国家”的字,state就有政治的含意。为方便讨论,政治含意的中国称为中国2。

3.空间单位,即世上某片土地、某个地方。中国人常说“乡土”,也是这个的意思。英文里的country是国家,就有乡土的意思。

4.人的单位,由某一群人形成的。英文里的nation就有这个意思。

上述是国家几个主要的意思,政治、文化两种意思尤其重要。

文化与政治相关,却没有绝对的关系。一种文化的人可以分别成立多个国家,多种文化的人也可以合组一国。这两种情形在历史上、今日世界政局都非常普遍。

美洲当初是新发现的大陆,后来许多英国人渡海过去,美洲渐渐成了英国的变相殖民地。后来美洲的人干脆独立,就变成了美国。英国、美国文化同源,却分别成为一国。英国从来没有采用“一个英国”政策。而马来西亚包容了马来人、印度人、华人等等不同文化的人,却是一个国家。

总之,文化同源,政治上不一定会变成一国,不但实际不一定成一国,而且在道德上、责任上,没有理由非成一国不可。

如果硬要讲道德上、责任上的理由,惟一可以讲的只有地球村,即以全人类为一国。因为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地球上的任何一国都无法长期独善其身。

著名历史学家资中筠说:“国家是用来保护人民的。”(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8J0t7oKHTQ)这句话里的国家是国家2,是政治上的,其实等于说:“政府是用来保护人民的。”因为一大群人在一起,要有人来管理公众的事;换言之,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叫做“公仆”。

所以政府的人,就算叫做“官”,也并非高人一等,官之所以拥有比一般个人大的权力,是得到群众的授权。授权的方式有很多,例如传统部落用推举。怎样的授权方式最合理呢?现代的民主选举,用政治上的制度来授予政治上的权力,最合理。所以西方的民主国家都定期举办自由的选举,由人民投票来表示同意,得到最多人同意的人,就得到授权,即所谓当选。当选的人做得不好,下次人民就投给别人;所以有人说,这种制度是西方社会的“纠错机制”。

爱人是自然的。爱因亲疏远近而有强有弱,也是自然的。我们会爱父母多一些,爱别人的父母少一些。但是我们爱自己的父母,并不意味要讨厌别人的父母,甚至把别人的父母当成敌人。同样,我们爱自己的家庭,也并不意味我们要把别人的家庭当成敌人。因为父母、家庭、亲戚、朋友等等都是人的延伸,是自然的单位。他们好比池塘里的水,我们是小石子:小石子丢到水里,泛起一圈圈的涟漪,最靠近中心的圈子最小,波动却最大,那是我们最亲的人;然后一圈圈的扩大。他们是远近不同,而不是敌我之分。

爱国跟爱父母、爱家庭、爱朋友等等不一样。爱国不是爱亲人、爱家、爱友的自然延伸;因为亲人、家庭、朋友都是自然的单位,国家是人为的单位。“国家”的实质意义会随时空、条件而改变,更重要的是,爱国往往跟爱人矛盾。因为凡是讲爱国,必然有相应的敌国。爱国意味把某一个或多个外国当成敌人。

中国人最喜欢讲爱国。对日抗战时,爱国是胜利的关键;但那是非常时期,不足为训。其实爱国是个很危险的观念,常常变成糖衣毒药、藏了陷阱的青草地,被掌握权力的人利用。怎样利用呢?最常见的有两种:

1.掌权的人只顾自己的利益,侵害了人民的自由、平等、人权,破坏了社会的法治、公义。有人抗议时,政府却劝大家要爱国,说大家团结、和和气气,社会才安定进步云云。

2.掌权的人为了私利,发动对他国的战争,于是鼓励自己国家的人“爱国”,支持对外战争。演流浪汉差利的默剧大师卓别林就明白的说“不爱国”,因为“我很讨厌人家叫我去把谁杀了、去为什么什么牺牲──而且通通是为了爱国。”

所以,下次有人叫你“爱国”,你要回答说:“我不爱国,我爱人。”

中共是不民主的政府,常常做侵害人权、法治的事,害了无数人。为了转移人民的注意,舒缓对政府的批评,用了许多方法来维护自己。

有一招就是对内混淆文化与政治,利用洗脑教育、官方媒体操纵舆论:好像你认同中国1,就理所当然要认同中国2,而中国2又等同中共一党专政;好像爱国家就一定要支持政府,支持政府就等于爱国家。换言之,中共以人民对文化传统的感情来合理化自己的政权。这是非常荒谬、又非常狡猾的策略。

中共还对外混淆政治与文化,即“一个中国”政策。“一个中国”政策之所以有强大的号召力,在于以文化掩护政治。中共(大陆政府)针对的是台湾在政治上的名分,包括加入联合国、参加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组织、活动,在外交上争取他国承认,任何象征台湾主权的大小事(例如非大陆航空公司订票网页里的国家清单),通通都是政治。中共利用压制台湾来凝聚大陆人的向心力,同时转移大陆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加以舒缓。

中共这一招为什么会有用呢?因为许多人热爱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中国1很有归属感,因而被大陆政府利用。简单说,中共利用大家对中国1的感情,来掩护中国2的目的。

人很容易受感情左右,而且有时候并不自觉。

美国有个历史学家叫费正清,是美国的中国历史权威。美国政府那些“中国通”,几乎都是费正清的徒子徒孙。费正清是很厉害的学者,但有一个迷思:他总相信中共是为人民好的。他写书,写到中共的大跃进,为了袒护中共,就含糊的说:“也有人死”云云。1989年,发生六四事件(大学生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平抗议,要求政府改革。政府不听,出动军队、坦克车镇压,杀了一两万人),费正清才大彻大悟。不久,他重新写一部中国历史,写到大跃进时期,就把历史学者的专业拿出来,明确地说:死了“2000-3000万人”(别的学者认为更多,一说6500万)。这份书稿等于推翻了他一辈子的说法;知错能改,是叫人尊敬的道德勇气、学术良心。他当时已一把年纪,早上亲自把书稿拿到大学出版社,下午就心脏病发,两天后就死掉了。余英时在新书的序里引《论语》里孔子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明白了真理,晚上死掉也没关系)。

文革又害死多少人呢?中共元老叶剑英说2000万,有人不同意。现代学者用人口的自然变化率来比较,估计文革死了300万人,比大跃进少,却都是精英、知识分子。

个人信不信宗教是一回事,在法治社会,政府该怎样处理宗教是另一回事。大陆那样对付法轮功,不只可笑,也可悲。任何中国人,如果一听见有人为此批评中共,就为中共说话,什么迷信啦,死过人啦,实在该反省一下。如果他那么理性,那么看重人命,中共又该当何罪?在中国,党八股的另类迷信,麻痹了千千万万人的良心。

中共掌权后,做了一连串的坏事:土地改革、反右运动、大跃进、文革等等,害死了上亿的中国人,可谓残酷下流、惨绝人寰。

大陆的新一代固然大都被中共洗脑了,许多有点年纪的人也不认为现代中国还会再有土地改革、反右运动、大跃进、文革之类的事。这是彻头彻尾的一相情愿。六四之后,他们有些觉悟了,有些却没有。到目前为止,文革虽然不是完全不可以提起,但是一般人所知极少,而且始终无法深入全面的讨论,不要说认真反省、严肃检讨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反省、一检讨,就必然牵涉“权力机制”的问题:光是毛泽东一人丧尽天良,是没办法故意流老百姓的血来争权的。换言之,掌权的人凭什么掌权?为什么竟然是“十年”浩劫,十年无法阻止?这是体制问题。既然今时今日的中共,权力机制跟文革当时基本上一样;检讨文革不是给现在当权的人找麻烦吗?

然而,既然权力机制是一样的,从前的惨事怎么不会再发生呢?有可能发生呀!六四就是现成例子呀!

中共不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也不准其他国家承认,好像不承认名分,就没有了事实似的。这当然是荒谬的。假设:中共硬要说月亮是三角的,任何国家说月亮是圆的,都不准做朋友。假如许多国家为了去中国做生意,跟着说“月亮是三角的”。请问:月亮会变成三角的吗?不会,月亮仍然是圆的。他们的不承认,不能否定事实。

任何人想到台湾来,跟中华民国政府申请入境证件,就表示他承认台湾在政治上的主权。否则,既然认为台湾向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跟大陆政府拿入境台湾的证件呢?就算是大陆官员要到台湾,都必须跟中华民国政府申请签证,可见“一个中国”云云多么荒谬。

中共为什么要歪曲事实呢?这一方面让部分中国人闭着眼睛自欺欺人,另一方面,名实的混淆也为一旦军事侵台铺路:这是不容他国干涉的“内政”。

政府的权力源自人民,政府是人民的公仆;公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不论一般国家、属国、宗主国等等的政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政府如果不善尽责任,甚至侵害人民的权利,损害法治,人民有权抗议,有权要求政府改善。

如果政府不肯改善,又不肯让出权位给肯改革的人,而人民坚持抗议,社会就纷争不断。

请问有这个恶果,是不肯改善的政府错,还是坚持要改善的人民错呢?

如果争持不下,有些人民(甲派)干脆不承认这个政府,甚至想革命,推翻这个不肯改革的政府。另一些人民(乙派)认为不承认政府、搞革命太过分,甚至不对。请问你觉得甲派对,还是乙派对呢?

国家要有政府,是用来保护人民,促进人民福祉的。政府的目的,不应该是维护自己的权力。如果政府不肯为人民谋幸福,就失去掌权的目的。如果政府倒过来,运用权力来谋私利;而当人民抗议时,却运用权力来逼害人民。请问这样的政府对吗?

在法治的国家,你要寄《圣经》《可兰经》,要读《圣经》《可兰经》,没有人管你;你要散播讲民主、讲人权的书,要读讲民主、讲人权的书,也稀松平常,甚至很多人鼓励你。然而在大陆,这些事都不自由。

有人说,如果中共给了香港人要的民主自由等等,新疆、西藏等地也要求民主自由,不给就闹独立,中国会大乱,所以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中共不给香港人民主自由是对的云云。那为什么不把民主自由也给新疆、西藏呢?通通都给不就没事了吗?因为中国如果全面民主化,现在掌权的人就一定要下台,一定会失去权力,而失去了权力,就无法谋私利了。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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