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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国企的“绝不减租”裸丑在中华民国土改减租面前

—国企绝不减租和三七五减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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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中共国企的“绝不减租”和台湾的“三七五减租”,人们不难看出,武汉人乃至中国大陆全体民众,不管是城市住宅、商业地产、还是农业用地,人们面临的最终问题和当下麻烦的最后根源,其实就是一个土地拥有权、土地所有制的问题。

图为2020年4月18日武汉的一个购物中心。

湖北武汉瘟疫的疫情减弱之后,中共迫切要求各公司、厂家复工,要求商家恢复营业。中南海的如意算盘是,只要恢复开工、营业,各项税收就会源源不断的进来,员工有工作有收入,人们会很快忘记武汉瘟疫的惨痛后果,淡化记忆,忘却追究。他们会很可能在中共的欺骗宣传下,把仍然未被绳之以法的瘟疫传播的当事者、罪责人给忘记了,甚至在中共恶意渲染外国的疫情、中国的“成功”之际,开始对中共又一次感恩戴德、三呼万岁、回归“岁月静好”的时光。

但让中南海仍然坐立不安的,是很多中国百姓依然头脑清醒,他们知道谁导致了这场瘟疫的缘起和全球扩散,他们在收集资料和证据,他们在向海外爆料、转移资料,他们也认清了中共的真正面目,不再相信中共的宣传。另外一些人,则是在工厂开工之后发现订单没了,或者第二次染病开始,或者工厂开工后立即再度关门,这些新近再度失业的人们,也是让中共感到挠头的不稳定因素。至于那些在瘟疫期间因为关门,没有收入,被迫开门又没有客流的商家、店主,他们在呼吁减租、免租的过程中,面对政府的打压和业主的强硬,应该是彻底对中共政权感到失望的一群人。不光是在武汉,广州海珠有十多万湖北人在制衣厂上班和开店,受疫情影响生意冷清,海珠区多个村的商户上街游行,高喊“减租”,遭到当局军警镇压。制衣厂和商户要求减免三月房租,政府拒绝答复。

最开始听到商家要求减租、免租而游行的时候,说老实话,当时的感觉是不甚理解。看到报导时,虽然对租户同情,但对物业也觉得值得同情,他们的贷款怎么办?他们为什么要业主免租金?难道业主不也是跟他们一样,有抵押贷款要缴,有购物中心的公共空间的水电费要付,有各种各样的管理人员、保安、清洁人员要付工资吗?店主不交租金,因为自己没有收入要破产,那业主他们怎么办,没有租金收入不也是会破产吗?再者,店家是私有企业,业主也是私营企业,要求减租、免租直接跟业主谈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跟政府呼吁?这是笔者当时的不解之处。

在美国和正常社会,如果一个购物中心的众多店主集体游行,要求减免租金,那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也不会得到社会和舆论的支持,因为这是店家和购物中心的业主之间的业务关系,与政府无关,也与纳税人无关。你们有合同在先,你不遵守合同了,不交租金,就可能被清理出去,除了押金被扣,还可能有罚款;如果你不合作,也自有执法机关和法庭伺候。所以,即使美国经济因瘟疫滑坡,店家因没有生意而停业或破产,我们没有看到店家游行、要求业主减租、免租的事发生。

但最近从中国传出来的更详细的资讯,表​​明中国武汉的这些游行、请愿的店家,他们的要求其实是完全正当的!并且,这些物业和业主,原来很多并不是私人企业、私营公司,而是中共的国有企业、国营企业!推特上的新闻说,在湖北武汉,商家们“最后都扛不住了,光谷的商户几乎全部退租了!”而究其原因,居然是“国企的物业就是牛逼,宁死不降租金!”

这里的“光谷”或“中国光谷”,指的是武汉的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是中共首批国家高新区,2001年被原国家计委、科技部批准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现在看来,原来这些在收取众多商家、店面租金的,多是中共政府的物业,或地方政府开发的购物中心。如此看来,武汉商家、店家要求减租,是完全正当的。

说来说去,这就是个在大灾难来临之际,政府该怎么办,该怎么样帮助受害的商业企业、个人、弱势团体的事。在正常国家,我们看到,政府都是在补贴民众、补贴小企业,在动员大企业解囊相助。美国的补贴大家都知道,是最实际的真金白银,中低收入以下,每人1200美元,每户约3000美元;日本是每人10万日元,也折合大约1000美元;台湾的补助虽然不到一千,但也相当于好几百美元。唯独中共国的所谓“补贴”,其实不补也罢,完全没有现金,只有虚假的购物券。什么是人民政府,什么是民享、民有、民治的政府,一清二楚。

说到中国大陆的绝不减租,不由得让人想起台湾的“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或者“三七五减租”和“公地放领”制度。这个许多大陆人可能不知道,但他们真的需要知道,也可能需要在后共产党时期需要去效法。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是国民政府在台湾进行的“土地改革”的第一阶段,是一种私有耕地的租用办法。所谓的“三七五减租”,租期六年,地主在此期间不得终止租约,以保护佃农的权利。三七五减租其实源于大陆,是国民政府退到台湾之前在大陆实施的“二五减租”的翻版。中国各地当时佃农缴纳给地主的佃租,一般采取“分益佃租”的方式,比例通常是收获的一半(50%)。“二五减租”就是把原本给地主的佃租,从50%减少到25%,所以叫“二五减租”。在台湾的“三七五减租”更进一步,将佃租调为最高是37.5%,所以叫“三七五减租”,这是对地主收益的一个巨大的削减,对佃农收益的增加和保护。

日治时代的台湾,地小人稠,拥有超过四甲的土地就算是地主了,四甲的土地是大约四公顷,也就是大约60亩。地主权力很大,选择承租佃农时条件苛刻,佃农也很辛苦。国民政府的陈诚要求地主不得强迫全缴,佃农只须缴交37.5%给地主,15%留下作种,其余可以自用。这样,极大的调动了佃农的积极性,促进了台湾农业的发展。三七五减租实施,受益农户达到30万户,占台湾农户的接近一半。

台湾的土地改革政策,相当的巧妙,再加上1951年至1976年间实施的“公地放领”,将公有土地低息贷款卖给农民,改善了农村的地主和佃农的关系,也改善了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使台湾农业产值大幅提升,使自由民主的台湾成为可能。九期公地放领,总共放出14万公顷的土地,受益28万农户。台湾的土地改革完全没有中共所谓的“土改”的血腥和暴力,也没有中共土改后的后遗症。

对比中共国企的“绝不减租”和台湾的“三七五减租”,人们不难看出,武汉人乃至中国大陆全体民众,不管是城市住宅、商业地产、还是农业用地,人们面临的最终问题和当下麻烦的最后根源,其实就是一个土地拥有权、土地所有制的问题。

中共当年血腥、罪恶的土地“公有化”,实质是共产党权贵对中国人民财富的“私有化”,这才是今天武汉商家减租诉求难以实现的真正原因。

谢田博士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席教授)

责任编辑: 赵亮轩  来源:中文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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