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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电:驱逐马虏 是拯救中华 留下文明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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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自古就有天道在民的思想,它与西方倡导的民主自由思想完全相通,这是东西方文明的契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盛行,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也不是中国人惧怕专制淫威活该受奴役的问题,而是一帮丧尽天良,背叛民族,智商比猪高的狡诈、奸猾之徒,借用马克思主义祸害中华,灭绝民族的问题。

正当人类摆脱封建专制的桎梏走向民主自由的时候,一个新的专制势力——马克思主义幽灵——在欧洲兴起,它燃起的专制烈火从欧洲烧到了亚洲,烧遍了全中国。

古老的东方民族,刚刚从旧封建的桎梏下解脱,就陷进了这个幽灵的桎梏中。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欧洲人、美洲人、澳洲人、亚洲人······总之,全世界都在驱赶的幽灵,仍然在中华大地上肆虐。

曾经煊赫一世的东方古国,为何会成为这个幽灵的最后栖身之所?今天的中国人为什么被这个全世界唾弃的死魂灵紧缠着不能脱身!对此,被这幽灵狱囚般束缚的这一代人,应该对后世有一个明确的交待,并承担起这一代人应负的责任。

一、幽灵的召唤

产业革命结束了欧洲的封建专制,给黑幕笼罩下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文明的曙光。但是,从马克思主义形成和直到今天,人们对这场革命在马克思笔下的惨败也爱莫能助,更对被这场革命毁灭的封建王朝和奴役制度的哀鸣之声无言以对,平民产业资本在砸碎封建枷锁的同时,也因它的种种不足大劫难逃。

随着大工业推动的人口大规模聚居,一个新生时代的社会弊病,在前所未有的开放社会中全都在人们面前跃然眉心。一时间,贫困、失业、剥削、压迫、通货膨胀······,等等社会恶疾仿佛横空出世,马克思就把这些通通掷向资产者和产业家,并在历史的有罪者名单上将奴隶制和封建制向轻罪这一边拉。

新生的时代似乎再也没有光明。马克思用他擅长恶意歪曲的手法,将种种早期自由产业的弊病和那个时代一时难除的社会旧疾,全部泼向新生的平民自主产业社会。

他不以人类社会的弊病提出建设性的思想,却以这些弊病直接提出分割人类的要求。“人类”这个社会性物种被马克思用“阶级”分割,并规定他们相克不相生。他向世界宣扬: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奴隶制时代的两大对抗阶级,和封建制中各类名分、等级编织的阶级对立,都远比产业革命营造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逊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的挑唆下成为人类社会两个势不两立的对头,它们已经远不是社会阶层的区别,而是相克不相生的阶级异种。马克思大肆鼓动阶级斗争,宣扬“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与阶级内部的斗争交织的历史”。

由种种区别产生的社会摩擦,这些摩擦一经马克思挑唆,就成为人性原始之恶的激发剂。于是,社会摩擦被激发成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人类”这一生物物种被马克思用阶级分割成形形色色,互相仇恨、斗争的阶级物种。

这种阶级分割把人类的共通情谊完全割弃,把人的天性,以及人类的一切情感全部淹没在阶级斗争的血海深仇中,把人性通过阶级分割变得比兽性还更兽性。

这一切正是在平民生产自主权和政治民主权的确立过程中被马克思裹挟着时代弊病渲染到了极端,并被他规定为产业自主权和政治民主权的专有罪恶。似乎世界末日已经随生产劳动自主权,和人人一票参政权的建立,随封建帝王和贵族、奴隶主的灭亡即将到来。马克思蔑视不分阶级的全民选举实现的人人平等,敌视产业革命推动的宪政民主和产业自主大变革。

这就是马克思对生产劳动自主权和政治民主权的态度。

自从人类从劳动中创生以来,社会协作和商品交往就以不断更新的形式把人类的群居生活方式推向高潮。社会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商业的空前繁荣和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向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自主产业创造的巨大财富把帝王将相的世封和名目繁多的封建名分变得滑稽可笑,从平民中产生的资产者最初或是以公社的形式,或是以独立的城市共和国的形式,或是以第三等级的形式开始公开与国王抗衡。英国的《大宪章》、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奠定了平民权利取代权贵和国王权利的政治基础。从此,人类社会的生产形式有了根本改变。平民从属于权贵,农奴从属于贵族的奴役劳动被完全取消。生产资本的封建主占有和以封建特权运用的方式,在这个时代转变为创造者占有和所有权者自主运用的方式。

从打破封建特权实现人人平等的那一刻起,整个社会就在释放一种力量,在瓦解封建帝王和“社会精英”把持的利益板块。一切都不再是上等人和“优秀分子”的特权,自然赋予人类的一切在这个时代被赋予了一切人。产业资本自主权、劳动自主权和自然资源人人平等享有权,就是以生产方式的反封建形式,直接体现民主、自由的变革成果。它是政治民主在生产方式上的直接表现。马克思用心险恶地将这种政治民主下的产业资本自主主义,污名为资本主义,它的社会形式也被污称为资本主义社会。他要用生产方式的资本自主表现的经济差异,抹杀这个制度的政治平等权和民主、自由权。并用他的阶级斗争原则鼓动的社会仇恨,摧毁人人平等原则维护的社会和睦,鼓动重新恢复经济极权和政治极权的法西斯专制制度。

人类奋斗了几千年,好不容易实现了政治民主。它选择的生产方式,当然是体现劳动创造者自主权利的方式,它确立的社会物质财富分配方式,必然要体现社会一切群体和个体的利益要求。民主政治保障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合理、公平、公正分配,它的生产方式更激发出人类蕴藏的巨大创造潜能。这个潜能远比埃及金字塔和中华大运河,远比罗马水道和歌特式教堂等等历史上一切创造奇迹显示的人类创造力都更加巨大。现代工业和现代科技就是在这种资本运用的新时代中产生的。产业自主的生产方式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它使加工业,陆路交通和航海运输业,使种植业,使商业,使金融业空前高涨。它把大片大片的荒地转眼间变成不断增殖剩余产品的人造富源,把连绵不能穷尽的荒山变成取之不尽的藏宝地,它把分散独立的民族乡村连接成一个个共通的市场——不断新兴的城市以工业为基础,以商业为轴心。生产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的改变也带来了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这种改变最显著的就是贵族的尊严不在了,昔日不可一世的帝王也随着平民自由、民主意识的形成和增进而威风扫地。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这是马克思郑重其事地说的。

但是,马克思对这种“非常革命的作用”指的不过是:“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这就是马克思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咒骂产业革命和民主宪政的肮脏秽语。

由产业革命为先导并促成的民主革命,在早期不乏利用经济优势抢夺利益先机之辈,使社会残留的旧制度的劣迹在新体制中表现得同样疯狂。这当然引起社会广泛的批评,民主革命从来就没有忽视经济不平等产生的社会不公。但民主绝不会接受重新再用强权法则将人类社会又推回到专制奴役的桎梏中,民为主的社会是天道所归,铲除一切不平等是民主宪政制度从未松懈的努力。

但是,马克思无视天道,他将全民平等社会中的一切商业和生产协作、交往形式,通通编造成阶级剥削和压迫形式,鼓动用阶级暴力,推翻否定一切专制强权的产业和民主变革。他谴责民主革命“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田园诗般的”?“天然首长”?失去这些就会使人“冷酷无情”?多么恐怖的奴役叫魂曲。

在马克思笔下,人类进入生产劳动自主和政治民主社会,就是坠入十恶不赦的深渊。他哀叹世袭权贵和专制政治的灭亡,因为它们的灭亡释放了人间全部生机和一切天赋权利,导致社会一片“混乱”,连“几千年沿袭的天然的君臣父子关系”也在一夜之间被这场革命彻底毁灭。他痛惜被产业革命砸碎的封建羁绊和奴役法则,称这些法则才是人类社会秩序的支撑,是他留恋难舍的所谓“温情脉脉和田园诗式生活”的保障。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怒斥这场革命,说它使社会生产染上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瘟疫,即“生产过剩”。这个瘟疫只要资产阶级存在就会接连不断地发生。马克思形容它每次到来就像是一场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它将“吞噬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使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

人类从来就是因为生产不足而贫病交迫,到今天却因为生产过剩更贫更病。马克思宣称,只要资产阶级存在一天,人类就无法摆脱这可怕的瘟疫,并只会日甚一日地最后被这瘟疫彻底毁灭。

这种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双重危机震吓了世界,他公开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他们直接就是相克不相生的生存死敌。

在马克思振振有辞的鼓动下,马虏专制极权主义体系开始形成,旧的统治方式在新的基础上又死灰复燃。从此,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的镇压并誓将其消灭的战火在地球上熊熊燃起,中华大家庭也被推入这无尽苦难的阶级仇恨和相互斗争的黑暗深渊。

马克思主义无视天理、灭绝人性、焚炙良善、刳剔贤能、害虐烝民。

二、驱逐马虏

马虏的信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它的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幽灵哲学就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它挑起的正是产业自主的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与资产者的对立。他们因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以新的生产关系交往。这个交往过程,正是劳动、分配、交换,以及财产所有权流转过程。

关于劳动,马克思挖苦神学的劝导。人怎样有了罪,“被注定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经济学中关于原罪的历史则向我们揭示,怎么会有人根本不需要这样做”。

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也同样向我们揭示,怎么会有人即不需要汗流满面,也不需要节俭积累,他们为何两方面都根本不需要这样做就要坐拥天下。

汗流满面,是大自然对人的考验,节俭积累,是平民到资产者必经的艰难过程。

当然,也不排除有捷径可走。那就是掠夺,用武力或用权势,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两种方法一样凑效。但这两种方法都轮不到平民百姓,只配有权有势的封建主运用。他们从来就是靠此为生,靠此奴役人民。马克思把他要为之减轻罪名的奴役阶级的丑行,全部安在了靠汗流满面和节俭积累成长起来的平民资产者头上,并发誓要镇压和消灭他们。马克思主义革命,就是针对这一群从平民中成长起来的第三等级完成的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

他公开贬斥节俭积累,将“历史上的征服、奴役、劫掠、杀戮”,这些靠暴力掠夺起家的强盗们的行径,与人类劳动创造和节俭积累的创业过程混为一体,并将后者的一切努力全部涂上前者的色彩,要后者为前者的罪行顶罪。他公开的,厚颜无耻地号召用暴力剥夺一切用劳动创造和节俭积累起来的生产资本,劫夺天下全部财富。

马克思在他的强盗经济学中,从G—W—G’开始,叙说着一群奸滑之徒在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玩弄的罪恶伎俩。为什么G能增殖为G’,马克思说因为在产业资本自主条件下的一切生产和流通过程,全都是骗子们卑劣的骗技和掠夺者们血腥的压榨过程。他们通过欺骗和压榨,大量的财富产生了。

我们看到,从人类劳动之初,劳动创造从来就是G—W—G’过程。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运动过程,与从有劳动起的全部社会条件下的所有劳动过程并没有什么两样。不同的只是,越到后期,它的环节越多,社会化协作的范围越广、越精细。

于是,各个环节的资本增殖,在马克思的描述中变成了各个环节的资本剥削。仿佛人类社会的生产劳动一经平民自主,就成为资本压榨、剥削劳动的罪恶过程,仿佛比较平民自主运用生产资本组织生产劳动的方式,以前由王公贵族和奴隶主们用暴力强制奴役劳动的方式到要显得温良可人得多。马克思谴责平民自主资本冷酷无情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取代了过去王公贵族们“温情脉脉的、田园诗般的”封建等级关系。

一个庞大的诅咒资本剥削、压迫的理论体系,骨子里却透发出对封建压迫和极权奴役的眷恋。

然而,经济不平等总能在民主制衡关系中趋向平等,暴力压迫却不容反抗。

马克思为了夸张他发现的剥削与被剥削,要用总资本增益而不仅仅只是利润与劳动力的比来计算劳动被剥削的程度,即他的所谓剩余价值率m’=m/v公式。

在这个公式中,v所代表的是总资本中所需的劳动量,或者说是总资本中用货币代表的劳动量所占的份额,m代表剩余价值。当一个资本中生产资料所占的比重加大时,即一定量劳动推动的生产资料量增加时,资本增益,即马克思说的剩余价值m必然会增大。这种情形正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表现,可按照马克思的m’=m/v公式,却反映出工人遭受的剥削程度在加大,工人们的处境越悲惨。

不仅如此。马克思对资本剥削程度的判定,是资本中的“可变”部分对剩余价值的产生率,而不是他在宣传上说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是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实现的。

将“占有”改为“产生”,能在生产率高的资本中求出更大的剥削率,从而更加痛快地咒骂资本剥削。但所谓“可变资本”对剩余价值的产生率,实际就是生产率。

于是,一个资本的生产率越高,剥削就越残酷,资本的生产率越低,剥削就越轻微。无论在生产率低的资本中,劳动者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收入更低微,也是如此。

这个结果告诉我们,越是落后无能、贪婪残暴,劳动条件越恶劣,工人收入越低微的资本,就越仁慈。相反,越是先进发达,劳动条件越优越,工人收入越丰厚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压迫就越残酷。并且,社会越进步,生产越发达,工人们的处境就越悲惨。

这种赤裸裸的颂扬奴隶劳动,咒骂自由劳动,诋毁、攻击社会进步的理论,也能叫“政治经济学”?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反人类反文明,破坏生产力发展的反动性,他的m/v公式正是诱导人们进入死亡深渊的魔鬼公式。

他为此大声狂呼:“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

如果真要像马克思狂叫的这样实现了,那人类的末日也就到来了。

与将节俭积累妖魔化为劫掠和杀戮,用生产率高低判定剥削程度来鼓动抢劫资本不同,马克思抢劫劳动的手法更加阴损、恶毒。这个手法虽然是奴隶主发明的,但他的花花肠子远比奴隶主狡诈奸滑得多。他先把政治经济学大家斯密和李嘉图贬斥一通,然后又声称是站在他俩的肩上,把他俩对生产、交换的一个断面在静态下分析的结论,安放在整个连续的,交错发展的动态市场经济活动中,以此建立了他的劳动耗费价值论。他曲解价值,说它只产生于现实劳动,并不包含过去劳动,只产生于生产商品耗费的“活劳动”量,而无所谓它的效用。

马克思用抽象劳动掩盖、否定具体劳动创造物的效用价值,将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分离出劳动创造的过程中,使劳动者从此与自己的具体劳动成果无关,将社会分配与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完全分离,只把一个让劳动者能活着,马虏们称之为“生存权”的抽象劳动符号留给了劳动者。

就像奴隶劳动一样,奴隶们是不能知道自己的劳动成果的,他们也不可能从自己劳动创造的成果中获得回报,只能指望奴隶主的恩赐。马克思凭一个抽象劳动理论,就做到了奴隶主用沉重的枷锁才做到的,将劳动者抢得一丝不挂。

劳动者既然失去了劳动创造物的效用价值回报,就必然失去劳动创造的主观能动性。自古以来,奴隶劳动唯一的期望和努力,就是以不受到惩罚为限。马克思的抽象劳动理论,使劳动者的一切努力,只是为了熬过劳动时间。劳动创造的意义,在他的理论中是不存在的。

奴隶解放,首先解放的是劳苦大众做人的权利,复苏人的心智和意义,其次就是解放被扼杀的社会生产力和被窒息的人类创造力。马克思如果能从历史中有所感悟,就不会看不见极权强制组织劳动的残酷。因为在欧、美,奴隶劳动在他生活的时代仍然存在着。马克思如果看见了经济不平等下对劳动的剥削,难道看不见政治不平等下对劳动的剥削?难道看不见商品市场组织的劳动只是协议的公平与否,而无产阶级专政强制组织的劳动,却是血腥的奴役与残酷的人性折磨!

这种阶级专政,正如马克思运用的逻辑:不过是用虚伪的,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奴役,代替了奴隶主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奴役罢了。

从平民自主资本组织生产劳动开始,马克思就建立了他的剥削理论。这个理论从这种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分配上,从商品交换中,从生产、流通的每一个环节上挖掘剥削。就从他挖掘的剥削中,马克思展开了对自由劳动与自主资本结合的生产方式的全面攻击,叫喊产业主义正在毁灭人类,财产私有制是社会万恶之源。

马克思招摇的是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消灭财产私有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建立人人平等的财产公有制社会,而是为了建立人世间最黑暗的政治权利私有制和一切财产归共产党私有的社会。他的阶级斗争,首先剥夺了地主资本家的一切权利甚至生命。而无产阶级劳动者,也只是为“先进分子”们夺取政权所用。一旦取得政权,劳动者们就将被组织成产业军团。作为个体的人,在他的所谓共产主义中,已经没有了人的意义。这种意义的劳动者,对社会生产力的消极性,有史可鉴。

人类过去经历的生产力发展阶段,都是在武力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原则上产生的,它使一切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就必然是在武力强制下形成。这种武力推行的结果,对生产力发展造成的障碍是不言而喻的。

民主革命推翻了这种武力权,它用民主方式取代了武力统治方式,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当然首先还是新的生产关系。

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一建立,就遭到了马克思的猛烈攻击,他以消灭资本剥削为借口,要重新恢复暴力强制的生产关系和统治秩序。

剥削现象本来就是人类社会暴力强制的结果。并且,剥削程度与强制程度总是成正比的。

产业资本自主条件下,利用经济优势,也会形成一种间接强制,导致剥削的存在。但经济优势形成的不平等,会引起相应的,得到社会正义和法律支持的反抗,它最终要受公义的裁决。而暴力强制却迫使人屈服,永远只任统治者为所欲为,它导致的只会是殊死的抗争。人类刚刚从这种抗争中站立起来,又要在马克思主义逼迫下重新坠入暴力强制的深渊,它带来的只会是血腥的经济剥削和残酷的政治压迫。

马克思公开宣称,产业主义(即他说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最黑暗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是这个社会制度的直接表现,它用经济方式制约人生,比用武力方式更加残酷,它用经济方式组织生产,比用武力方式更加血腥。因为自主生产权无视一切权威,强大的生产力正在改变和摧毁自古形成的统治秩序和社会关系,物质财富无制约地创造扩展正在毁灭人类精神。

在民主革命中倾覆的封建奴役王朝,有它自成的人类文明积淀,民主革命从来没有低估或丝毫贬低传统文明的价值和作用。相反,民主革命正是以传统文明为基础,革命的理念正是从传统文明中成长的思想意识。革命的过程以产业资本自主权的确立开始,思想自由、政治民主、全民平等是革命的全过程,它首先实现的是人类创造力的解放,这种创造力从来都伴随着精神成长,而不是精神毁灭。

革命冲击的指向是明确的,那就是专制、奴役和不平等,绝不是对传统的一概破坏。

但是,这个时代凸现的人性弱点被马克思大肆渲染,恶意放大。他不为完善人性和充实人类健康思想而努力,却以毁灭产业劳动自主权和政治民主权为目的。

作为资本极权垄断的鼓吹者,马克思平生只是致力于攻击自由劳动和自主资本的生产结合形式,攻击产业革命成就的民主大变革。至于生产力在何种状况下会被窒息或使之充分发挥这一点,他却全然不知。他甚至连几千年的封建暴力和血腥奴役也似乎全然不知,竟信誓旦旦地套用一套形而上学论调,大肆宣扬生产力只能在极权强制计划下才能充分发挥。他公开鼓动:“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马克思在这里运用的“国家”概念,仍然停留在奴隶制国家建立时的状态,它与自由、民主政体的“国家”概念相去有多么遥远!人们不难看出,野蛮与文明的区别和差距。曾经给人类带来无尽苦难的武力强制法则,又在马克思的鼓动下重新抬起了它肮脏、丑恶的头。

在奴役时代,伴随资本运用的封建制约,对人身的奴役使得对劳动创造的制约具有最显著的效力。民主革命打破了这种奴役关系,确立了人人平等的生产劳动自主权,它充分激发出每个个体的创造力,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生产力发展。十九世纪美国对奴隶的解放,以及欧、亚民主革命在扫除封建专制过程中同时清除的奴隶制残余,就具有这种性质——使社会构架下的人回归自然本原,恢复人的天然创造力。

但是,马克思却诅咒这一过程,谴责它使被奴役者失去了最后依赖,从而使他们成为劳动出卖者。

部分奴隶的依赖,是旧制度的惯性。要促进社会创造力,就必须打破束缚,要推进人类文明进步,就必须解放奴隶。可是马克思竟以部分奴隶的依赖性,为束缚劳动的奴役法则建立新理论。

这个理论的蛊惑性,在于它对准的敌人也是劳苦大众要反抗的对象。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个用于推翻资本压迫、剥削的理论和方法,从一开始就在形成一个更加凶残的暴力奴役体系,用于镇压资产阶级的专政武器,很快就会反过来用于镇压劳苦大众。这部所谓反抗不合理制度的宏篇巨著,最终用它的阶级强权法则,促成了一个个更加凶恶、残暴、贪婪、血腥的专制制度在地球上建立起来。

在今天,有哪一个有权势的共产党人不反对共产?又有哪一个当政的马克思主义者不镇压劳动者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更不要指望他们像马克思宣扬的那样,要始终支持这种斗争,像他们夺得政权以前那样,总是鼓动这种斗争。

马克思主义在夺权的年代镇压资产阶级,以“共产”的名义剥夺资产者的一切财产和权利,在掌权的年代反过来镇压无产阶级,以“素质低”的名义剥夺劳动者的一切权利和财产。

中华文明自古就有天道在民的思想,它与西方倡导的民主自由思想完全相通,这是东西方文明的契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盛行,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也不是中国人惧怕专制淫威活该受奴役的问题,而是一帮丧尽天良,背叛民族,智商比猪高的狡诈、奸猾之徒,借用马克思主义祸害中华,灭绝民族的问题。

全世界华人,团结起来,砸碎马克思主义枷锁!拯救中华民族。

责任编辑: 江一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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