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政府公开谴责考评局出错试题，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并要求取消题目，说话逻辑混乱，全无实据，简直是无知可笑，但指鹿为马的行径可怕之处，更在于其非理性盲动而无所忌惮，胡言乱语事小，但轻蔑教育及考评专业，以长官意志扼杀批判思维，则大大不妙了。
考评局历史科的试题不外问考生「是否同意一九○○至一九四五年间日本对于中国是利多于弊」，只有阅读能力低下，加上对历史毫无观念，或者故意曲解，才会有教育局局长杨润雄的武断，指试题没有讨论空间，更伤害民族感情。
拟题的格式是讨论题，同意不同意也可以，但竟可以曲解为伤害民族感情，实在莫名其妙。从问题涉及的内容看，更表现了杨润雄的放肆和无知。稍稍翻阅一些学术著作，如哈佛大学中国及日本研究权威傅高义教授（Ezra Vogel）去年出版的巨著《中国和日本：一千五百年的交流史》（特别是其中四章），你会首先发现，不论吠日还是吠声的犬只，都在合演一出闹剧。
书中直接有关的四章是：第五章「中国学习日本（1895-1937）」、第六章「殖民台湾与满州（1895-1945）」、第七章「政治失序与走向战争（1911-1937）」、第八章「中日战争（1937-1945）」。杨润雄仍有常智的话，单看这些题目，起码可以看到两点。首先是一九○○至一九四五年之间，发生的历史大事不限于日本侵华战争，还有之前的种种，当然各种事情轻重有别，确要衡量得失利弊，但这正是读历史的目的。否则一场战争盖过一切，其他不值一提，除了是抵赖历史事实，也无助理解现实，例如中国何以至今不用日本赔偿战争损失（是否利多于弊可以讨论），也是基于整体考虑，同样不能因为日本侵华而没有讨论馀地。
其次，同一历史时段，不同事情同步进行，有文化交流活动，也有政治殖民、经济掠夺和军事入侵，正如傅高义新作所述，中日关系既涉及多方面的活动，涉事者背景亦各有不同，有政经组织也有民间团体以至个人，历史不能因为军国主义政权的侵略行为而抹杀其他方面、其他人等对中国的多方面影响。
更具体地说，根据傅高义新作的第五章，由十九世纪末至一九三七年间，日本对中国发展影响深远。例如数以百计的中国官员到日本交流及学习，也有数以百计日本老师在华从事教育工作，同时估计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接近五万人。按照傅高义的说法，日本是中国人认识现代文明的中介，而这段文化交流史，更代表历史的逆转。
由十二世纪以来，只有中国向日本输出文化，但由十九世纪末开始，日本反成为向中国输入西方文明的导管，甚至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也跟日本有关。可见从历史看，二十世纪初，中国向日本取经是史无前例的，其影响亦值得探讨，又怎可因日本侵华而一笔抹杀呢？
可见一九○○至一九四五年间的中日关系，既有政府、民间的双线发展，而不同时期的重点亦有时代差异，就此综合分析利弊，既是历史议题，也有助反省时局复杂多变的根源。杨润雄如今尝试一锤定音，是以其不学无术和胡思乱想，去颠覆历史探讨和考评专业。
指鹿为马若可得逞，不但展示荒诞歪理的可笑又可怕，更宣示权力可以压到一切的淫威。教育当局有权等于有理，因此即使摆明不懂历史，道理也讲得乱七八糟，但根本不管你同意与否，说你错就错，要你改就改。日后更可树立榜样，政治就是压到一切，令考评局、出卷人、考生人人自我审查，只可在官方限定的范围内思想、讨论。
有哲学家说，历史事件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上世纪文革式批斗以文化批判为名，展开夺权斗争，全国八亿人最后只剩下一把声音，是民族的灾难。眼下香港却是一场闹剧，当局扮作绝对真理的化身，用歪理欺压考评局及出卷老师，冒犯专业，有辱斯文，杨润雄也许暗喜教育专业快被夺权，但幸勿高兴得太早。因为现实是，他的非理性亢奋只会招来鄙视、羞辱、怒骂、诅咒、耻笑以至冷嘲热讽，他走出政府总部，就形同过街老鼠，人见人憎，也势必引起教育界维护尊严而旷日持久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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