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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杰:其实早已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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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1日,中英双方签署文件,英国正式交还香港予中国。

中国悍然在香港引入“国家安全法”,并设立专门机构,行将不受基本法22条规管,直接执法,将林郑月娥的特区政府和警队一脚踢开,并建立秘密警察。

亮出此一底牌,是中国认定西方国际资本舍不得香港这个赌场与中国的庞大市场,不会就此翻脸离席。

这豪赌是鸦片战争未了的“中西文化冲突”。中国一贯认为遭到“西方列强”的不公平对待,即使收回香港主权,中国能直接控制的只有林郑月娥的行政机构,包括警队。连立法会也未从心所欲操纵。

中国无法控制的,还有英国普通法建立的司法制度,以及以英国司法理性思维掌控审案文化的各级大法官。

虽然中国早向香港大学的法律学院下手,釜底抽薪,开除被认为是培养英式思维新梯队的法学院院长陈文敏,并大量渗透律师公会,但对于上层建筑的大律师与高院以上的裁判官,渗透与改造的成绩极为有限。

第三就是银行金融界。这一块领土则几乎完全由美国控制。不但联系汇率要乞求美元挂钩,各银行的存款与资金流动,全部受制于美国制订的反洗钱条例,中国除了以由美国得到的 IT技术渗入各银行的大数据,对于美国人定下的全球金融规矩,未能撼动于分毫。这一点其实有损民族尊严。

因此中国在1997年“收回”的香港主权,实际上不足3分1。

林郑月娥等历届特首,虽然在台前时而面黑、时而张牙舞爪,但似乎香港的下一代对于林郑“行政主导”的班子,仍然离心剧烈。

面对9月即将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中国认为有重大危机:若容许泛民与一些学者倡导的35+,即夺取立法会过半席位,则特区政府预算案无法通过。

若预算案中对警方增加拨款,则立法会否决整个预算案,由新的财政年度开始,政府无法用公帑经营各机构,如同行政完全瘫痪。

此一漏洞,当年的所谓基本法草委,包括中国代表没有看出来。因为当年“草委”都相信邓小平的话: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连鲁平在1993年也在“人民日报”明确重申:将来香港的事,完全由你们管,中国只管国防外交。

其时双方的接纳是基于一个假设:邓小平答应的“一国两制”不会改变,而且视泛民为“爱国”。因此英国基于此一承诺,97年之前铺定半节路轨,以为英中合作,通车之后,香港可以尽快普选。

若香港普选早能起步,反对党和政府之间,会懂得在议会内妥协,会明白如何“顾全大局”,因为此一“大局”,会由香港人范围内不同的持份者,以辩论和选举的正常方式化解冲突。每四、五年一次,这是处理社会政治冲突唯一最好的办法。

但是红色中国的意识基因天生与此价值观相冲。年老的邓小平不是不知道,就是那时故作糊涂。二十年来,邓小平死后的中国与香港的冲突不断,终于演变为今日不可调和的揽炒局面。

香港这个灰姑娘的神话,其实在1997年6月30日已经终局,只不过太多人不相信已经打烊,还要多跳两轮圆舞曲。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CUP 新闻回带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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