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有餐馆食客正观看人大闭幕会议的报道。图片来源：Billy H.C. Kwok／Getty Images
2020年5月29日 BY陶杰
蓬佩奥声明，只向国会说无法再“证明”（Certify）香港是一个自治城市。
然后，国会就“香港关系法”责令杜林普做事。杜林普将会签署总统行政令。美国对香港的总体“优惠”，完全建基于对邓小平鲁平等，生前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保证。美国认为“保证”已经不复存在，当然可以改变对香港的态度。
坊间有提议以在港的八万五美国人为人质。美国相信应该有最坏的打算，包括当机场因病毒理由尚未完全开放、航班稀少，会因应威吓，准备调动几艘战舰紧急撤侨。
那时如何进入中国香港海域，可能出现一番冲突。
香港的“高度自治”状态，固然“不由美国定义”，但美国如何看待香港，则完全由美国定义。本来大量总部或分公司设在香港的美国企业，若对中国十四亿市场仍然依恋，则林郑与邱腾华可以向美国在香港的商会继续诱之以利，借力打力，叫他们游说美国。
但现在蓬佩奥、国会、白宫、总统的行政命令，机制已经启动，香港的美商即使收受林郑政府私下好处，恐怕回美国也游说无门。
加上中国近年来对市场经济根本态度的改变，如下令在外资企业也要加插党委书记。中国绝对不会向美国开放银行与保险市场，而在香港长期观望的美国企业，许多是金融与银行机构。所谓“十四亿人每人买一瓶可乐，美国就会发达”的80年代梦幻早已破灭，加上病毒扩散、空气污染，“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令美国商会自己也陷于险境。
因为许多在港的美国商人，也同时隶属本国家乡的共和党或民主党，更可能是共济会员。
“国安办”在香港开设，人员会不断增加。加派的国安办员工，不可能天天在香港“懒政”没事做，他们可能来自内陆省份，不熟悉香港状况，为了“工作效率”，一定倚赖并欢迎香港人自己主动投诉告密，指出哪一个香港人与哪一个“外国组织”来往。
一名主管迪士尼香港玩具部的美国商人可以是共和党党员、共济会会员。当他在香港的西餐厅与一名香港玩具商 A先生午膳，谈未来美国和中国的玩具市场贸易问题，但同一间餐厅，有另一个香港玩具商 B，以前因争夺迪士尼某品牌的独家分销权，B输给了 A，一直怀恨在心，碰巧在餐厅见到 A，也见到 A与美国商人表情暧昧，好像谈甚么秘密，偷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尽一个爱国爱港的香港中国公民责任，主动上报。
经驻港“国安办”用电脑一查证，这个美国商人多年前曾去北京，被当地国安怀疑或是“中情局”人员。于是 A会被香港的国安办人员邀请密谈。
台湾在戒严时代，到处都有“举报匪谍，人人有责”的标语。对于警备总部的“约谈”，许多台北市民闻风色变。“约谈”不一定造成拘捕与军法审判，但会造成心理压力，以及业界和朋友圈中的互相猜疑。这样的环境，是否还叫一个自由贸易港？
何况香港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会，与外国宗教组织的联系一向天经地义。但在中国眼中，耶教在美国或欧洲的机构，永远有颠覆中国之嫌。
曾经与外国商人、西方学者喝过一杯咖啡的香港人，若被他的“行家”发现而报私怨，台湾戒严时代与康雍干三朝的文人之间，出于人性的阴暗面，时时发生。香港九家大学的学生会，将来必会成为监控对象。对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而言，侦察敌情也是“国家情报法”的公民责任要求。那时香港大学校园的气氛如何？
在一个革命政权的眼中，“一小撮”被清洗之后，“一大片”也难避免。例如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被捕之后，肃清“孙政才余毒”及“余党”，长期未停止过。“余党”和“残余势力”可以是三数人，也可以是三数百。
权力一旦行使，只会扩张，不会收缩。香港向来有各种所谓的国际势力，他们对于香港有没有普选，或者全无兴趣，但一定会衡量：通过香港赚到的钱，是否足以抵消在一个现代东西厂的中国城市，所付出的精神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