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秋，政府征调大军进行第三次围剿。共军知我军交通困难，补给不易，利在速战，以“坚壁清野，避实击虚”为计，不与中央军主力接触。我军正在捕捉其主力予以聚歼之际，适“九一八”事变发生，剿共军事，又因之暂归停顿。时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驻守宁都，孙因事不在军中，其参谋长赵博生固共产党徒也，乃利用机会，一面勾结共党，一面煽动所部叛变。旅长季振同及董振堂，均为所惑，旋即一同叛投共军。共党中央收编叛部成立第五军团，辖三个军。即以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副之；并以萧劲光为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据共党机关报《红色中华》第二期所载，共党此次获枪两万余枝，兵员一万六千余人。于是赤焰益炽，攻赣州，陷南雄，占领漳州，几有不可复制之势。斯时赣南闽西二十余县，尽为共军所据。彼等顾盼自雄，遂于十一月七日苏俄十月革命纪念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政纲、宪法、土地法、劳动法、红军问题、经济政策等重要法令，并颁布之。同时宣告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定瑞金为伪都，改称瑞京，设伪中央政府于此。
此次伪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卢福坦、朱德等六十三人为共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为主席，项、张副之。该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为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亦以毛为主席，项、张为副。此外以王稼蔷为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栗为内务人民委员，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中共“国”由此正式开锣，共党为患由此更一发而不可遏矣。
综上以观，共党之为患是在国民革命军旗帜下寄生长成的，是由剿共军的补给壮大的。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当然共产党是祸患的中心领导力量，但没有武装的共产党，只能在言说文字上捣乱，除淆惑观听外，尚难成为大害。共产党而拥有武装，于是为虎傅翼，出而食人，遂成为无可避免的后果。
不过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道理，我们尤不可不加以确认。中国自清季以来，民生凋敝，政治腐败，都到了极端严重的地步。民国肇造，一开始就付托非人。袁世凯以一代权奸而为开国总统，他自己先道德破产，则由他所领导的政府，由他所发动的政治，如何能不成为一团烂污？因而继革命的军事破坏之后，又加上他的人心破坏，遂使民生国计，较之清末，尤有江河日下之势。当时显著的现象是：既得权益阶级骄奢自恣，荒淫无耻；被摈弃的大众，沦落失所，甚至饥寒交迫；外侮凭陵，内乱时发，国几不国。
以上三种现象，互相激荡，就产生以下的结果：被摈弃大众之有知识者，有的就想做黄巢、宋江，有的就想做高不危、牛金星，其椎鲁无识者，可以投军为兵，也可以入伙为匪，反正吃饭要紧，什么叫兵，什么叫匪，还不都是那么回事。历代大乱，无不起于饥民和沦落失所的知识分子之众多，往事历历，可覆按也。
所以共党为患，直接原因是共党攫夺武装的成功，间接但是基本的原因，却是由于若干年来的政治败坏人民失所。履霜坚冰至，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第二节共党为患的惨烈
世称黄巢造反，曾“杀人八百万，流血三千里”，考之正史，此说并无所据。惟黄巢残忍嗜杀，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杨复光陈破贼事状，说巢贼“物无不害，恶靡不为”，已可见其为祸之烈于一斑。
献忠荼毒生灵，距今不过三百余年，仍为家喻户晓之事。至今成都少城公园尚存有张献忠所书之“七杀碑”，其文为：“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以杀人为报天养人之法，是何理性？真是匪夷所思。
共党以流寇方式起家，对于历代流寇，尤其是黄巢献忠，素极奉不崇敬，大有奉为“先贤”、“先烈”之意。其实他们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他们这三十年来在中国所造的孽，虽起黄巢献忠于地下，当亦有自愧弗如之感。
大陆沦陷之初，港澳及各地华侨，对于共党表示好感及寄以希望的，可谓大有人在。然而仅只一两年的时间，人心为之大变，希望破灭了，完全变成绝望，好感消失了，完全变成咒诅。至今无论海内外的中国人，除去已失人性的共党中，形成“新阶级”的人物外，对于共党不存“时日曷丧，与汝偕亡”之想的，可说不可能有这样的人。
共党仅仅在一两年之间，使华侨对它的观感形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故安在？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他们太残酷，使人人觉得在共党统治之下，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所以才毅然决然的摒弃了对他们的幻想。
共党之嗜杀，不但数量上跨越黄巢献忠，其手段之惨毒，也有非黄巢献忠所能想望者。他们创造发明了许多酷刑，使受害者虽欲求死而不可得。三十年来关于这类事故的报导，俯拾即是，我们不但不忍卒听，而且也不忍备言。
单就杀人之多这一点来说，共党所造成的纪录，称得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