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剿共结束后，中外新闻记者到劫后共区从事实地调查者，颇不乏人，他们都很注意沦为共区之前和收复以后各地区人口的变迁，兹就手边所有资料，摘录数条如后：
一、黎川之新罗墟，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劫后只存千人。
二、宁都县城原有居民约二万人，劫后只有八千人，约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害。
以上两条均见上海德文日报主笔Mr. Simon Eberhard所作《赣省收复县区视察记》。
三、南丰全县原有人口十九万余人，现在仅存十一万四千四百余人，其中男子五万六千余人，女子五万八千余人。共区女多于男为极普遍之现象。
四、广昌城外数里许一村庄，有一大屋，约三十间，谢姓。过去可断为一大家，现则荒凉冷落，仅有男丁三人，而女丁则有十一人。其中有一年似十五六岁之小孩，询之则已二十二岁。又另一村家，则只有中年女子三人，并无男丁。
五、宁都全县原有人三十四万，现仅有二十二万四千四百人，包括男丁十万零一千七百余人，女丁十二万二千六百余人。其中壮丁仅三万五千四百九十四人。
六、宁都县属之长胜圩，全圩面积约十余华里，人口原有一千六百余，自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被共党惨杀三百余人，除裹挟以去者三百余人，现仅存九百二十余人。包括女子五百三十八人，老幼二百九十五人，壮丁仅八十余人。
七、瑞金原为赣南最富庶之县份，俗有种一年吃三年之谚，惟自十七年（一九二八）被共党占据时起，至去（二十三）年十一月收复时止，原有之三十余万人口，被杀三分之一，被胁迫以去者六千人，仅余二十一万人左右。尤以知识分子屠杀净尽，办理善后，亦难找得人才。
以上五条均见中央社特派记者钟贡勋所作之《江西农村视察记》。
以上录有的资料，虽残缺不全，不足以见共区人口变迁的全貌，但举一反三，大致的情形，是不会有多大出入的。我们综合起来看，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一、在共党统治下的地区，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普遍的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总计以上七条所列原有人口为八十五万三千余人，劫后人口为五十五万八千余人）减少的原因，主要的就是由于屠杀。
二、共区人口普遍的女多于男，这纯粹是人为的现象。因为男丁非被屠杀，即被裹挟以去之故。
三、共区因缺乏壮丁，劳动力不敷需求，以致田园荒芜，百业俱废。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虽已年届成人，而形态犹如儿童。
共党由嗜杀而造成饥饿，由饥饿而促成死亡，也就等于慢性的屠杀。其被裹挟以去者，名之曰“工农红军”，其实是供给共酋人海战术充当炮灰之用的原料，也还是一种变性的屠杀。所以共党之残忍嗜杀，实在已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何以一为共党，便如此嗜杀，而毫无恻隐之心？原因就是恻隐之心，是人性的一部份，故唯“人”才有侧隐之心。人人皆知共党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是不承认有所谓“心”的。他们认为“心”也就是“物”，人不过是血肉制成的工具罢了。所以把人用在经济生产上，就是血肉的机器，把人用在战争作业上，就是血肉的武器，而把人用在巩固残暴的统治上，就成了杀之以镇猴子的鸡了。总而言之共产党统治政策的一个最大环节，就是屠杀，这是他们一了百了的得意杰作。其所以敢于如此与古今中外一致拥护的“人道”观念为敌，没有别的凭恃，就因为他们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
再则他们认为屠杀是造成恐怖政策的必要手段，而恐怖政策又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必要手段。换言之恐怖政策的成功，就是共产统治的成功，所以共产党徒不愿意放弃屠杀，正如他们不愿意放弃统治和政权一样。
列宁曾说过：“我们不曾在原则上拒绝过恐怖主义，我们也不能这样。恐怖乃是一种军事行动，可以加以有利的应用。在某些时刻，它甚至于是必要的。”
这话说的太技巧了。岂止某些时刻，恐怖主义是必要的。自始至终，恐怖主义和共产统治就没有分过家。没有恐怖主义，共产统治既不能出现，也不能持久。
邱吉尔的回忆录上，记载他有一次问史太林：“俄国在清党期间（一九二〇到一九三〇）有多少人被杀死或被永远驱逐？”
“一千万人！”史达林很坦白的回答：“这是很可怕的，……但这是必要的。”
以此类推，则大陆沦陷的初期，说被共党屠杀的人民，有三千万……之众，不但不是虚报，而且可能还有不实不尽之处。
三千万人的大屠杀，真是旷绝古今的一次大屠杀了。
黄巢闯献嗜杀，并不讳言嗜杀，张献忠且不惜立碑以表扬其嗜杀。唯共党则不然，共党杀人，明明是师承列宁、史达林的恐怖主义，以遂行其血腥的独裁统治，却往往饰词造说以相掩饰，并多假托人民公意以行之，这种欺人自欺的手法，不但残酷，而且卑鄙。以视黄巢献忠虽凶残而尚能表里如一者，就“匪格”言，也要定属下下。
所以吴稚晖先生批评共党，说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完”，最为要言不烦。比起黄巢辈的“物无不害，恶靡不为”来，可说是匪化的一种“大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