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状告武汉地方政府官员，但不获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
中共坚称对新冠肺炎疫情是“及时、公开、透明的”，但日前就爆出有死者家属向湖北武汉政府和官员索偿200万元人民币（下同，约219万港元），成为大陆首宗、也是暂时唯一一宗家属索偿案。17日，家属获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口头通知不予立案。家属不禁质问：“这么严重的犯罪行为，人为造成的新冠灾难导致许多无辜的人失去宝贵的生命，法律的公平公正在甚么地方？”
“我提起各种赔偿是180多万（约197万港元），精神损失伤害是10万（约10.9万港元），我送父亲回去这些费用是8,000块钱（约8,768港元）。”现年51岁的张海接受《苹果》访问时透露，诉状于6月10日经快递送到武汉市中级法院。他忿忿不平地说：“我的父亲是被人害死的，就是我的杀父仇人，你是我杀父仇人我肯定不放过你，我不管你是谁。”
七旬父曾参加绝密核武工程
张海的父亲张立法，患有脑退化症，是解放军退役老兵。1962年在青海海晏参加中国第一个绝密核武器工程，1964年试爆成功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就是在这里诞生。1月15日，张父在深圳家中摔了一跤，送院后证实骨折。由于张父的退休单位隶属武汉，只能到武汉就医才获全免公费医疗，但查询时并没被告知当地已爆发新冠疫情。翌日下午3时许，张海决定驾车载父到武汉，17日送入中部战区总医院骨科，20日进行全身麻醉手术。“3天后父亲才醒过来，当时医生说手术是成功的，同时父亲恢复情况也挺好，后期就反覆发烧了。”这时，医生对张海表示，怀疑其父亲感染新冠肺炎，1月30日确诊为阳性。张海说：“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同一日，张父陷入昏迷、脑死亡、瞳孔扩散，2月1日宣告不治，终年76岁，“在去世前几小时，我才知道父亲被转到隔离病区，专门收治新冠（新冠肺炎）病人。”
张海批评，武汉地方政府没公布疫情信息，没提醒民众防范，所谓的专家指病毒可防可控、不存在人传人，百姓根本不能知道真实状况，才导致后来新冠肺炎大爆发。张海很后悔地说：“如果我知道武汉存在严重新冠疫情的话，我肯定不会送父亲回来。”4月8日，武汉开城后，张海才能回到深圳家，之后跟湖北省委、武汉市长热线周旋，但都石沉大海。
家属未能处理后事
“我明确希望造成武汉新冠灾难的这些人，得到惩罚。”张海称，武昌殡仪馆派车接走父亲遗体后，声言要待市政府通知分批处理，之后，他就收到张父所属单位通知将代家属处理骨灰并下葬。张海一口拒绝说：“我坚持自己处理，但单位只给了两个字：《不行！》骨灰是我的私事，到目前为止我无法处理父亲的骨灰，要有单位陪同、社区陪同……所谓的《陪同》，我坚决不会答应。”
张海称，“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今年3月初成立以来，先后接获20多名受害者的家属查询，但除了张海，其他家属均没有提出诉讼。张海解释，这个家属群也遭当局监控，很多家属接到公安电话“问候”。他回到深圳后，公安曾2次邀请其到派出所，向他表示“如果要追政府的责，（公安）肯定要找你，如果你跟医院打官司的话，就不管你。”他坦言：“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负法律责任的，我不是编造一些谎言。”随后，公安把微信群的聊天纪录打印出来，逐条问他，他反问：“哪条法律规定不能建微信群，哪条法律规定我作为受害者不能追责。我作为一个受害者的家属，难道我追责就是成为违法行为？真正造成疫情的一些人，同时这些帮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人受到惩罚。”
“官员就是杀人犯！”
张海毫不留情地说：“在我眼里，（官员）就是犯罪分子，就是杀人犯！”作为家属，为了追究疫情的责任，却受到各方打压，微信、电话、微博都被监控，“我决定起诉他们，就是给他们一个态度，我一定追责到底，不管甚么样的方式。”他直斥武汉政府做法卑鄙：“你既然敢干，为甚么不敢承认呢！我知道你们武汉市死不承认……互联网有很多报道出来了，都是有保留的，但《病毒可防可控、不存在人传人》都删掉了，但也有保存下来的。”他不怕武汉派人到深圳拉人：“你能关我一辈子吗？你能把我弄死吗？我会到处说！”
虽然只有他一个人站出来起诉武汉政府，但张海认为自己并不孤单：“我敢站出来控告武汉市瞒报疫情，我觉得我父亲在九泉之下，也感到很高兴。我相信，父亲说我不是孬种。”
勇于向湖北武汉政府和官员索偿的张海在地产公司工作，多番强调自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孩子才10多岁，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否则也不会千里迢迢把父亲送回武汉医病。父亲跌倒后，自己也辞职全力照顾他。在张海眼中的武汉封城前状况，“在医院也没有看出来，跟平时没有区别，护士检查也只戴了普通口罩。”但当国家衞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到武汉视察指“新冠人传人”，武汉人才开始紧张起来，医护人员也穿上全身的保护衣。
幸运地，张海并未感染新冠肺炎，一直在武汉自我隔离到4月8日，才离开伤心地。目前，虽然法院口头通知案件不予立案，但他不会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