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委员长亲自兼任剿匪军总司令
剿共的战略战术
在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夏秋之交，国军发动第五次围剿以前，所有一至四次围剿，均无成就，反之，还遭受了几次严重的挫败。历次剿共战役，习惯上都称之为“围剿”，这个围剿的“围”字，即具有战略的含义，是很明显的。不过实际上名实并不相副，像一、二、三、四次围剿，根本就不可能作“围剿”的部署。因为共区东南三面之福建、广东、湖南三省，都不能为剿共军尽力，福建自十九路军驻入后，且与共党进行勾结，以图颠覆政府。广东形同割据已久，方以共党之坐大为得计，岂肯协力进剿。湖南则自顾不暇，对于中央政令大抵阳奉阴违。故自第一次至第四次剿共军事，应当说是进剿或追剿，而无所谓围剿。
委员长于第四次围剿发动之后，曾给我一封长逾千言的手书，论及剿共战略战术问题，极关重要，录之于后：辞修总指挥：昨日之言，意犹未尽，对于战术一项，又未达我所怀。中认南方地形与交通，以及匪部之火器，皆与十九世纪初期欧洲拿破仑时代等，而实不及普法战争时代之进步也。故今日剿匪战术，多可取法于拿氏时代之原则。曾文正时代剿匪战术，亦以守为主，而以攻为客，不若近世之以取攻势为战略之主也。观之今日赤匪行动，亦深得此道。又我军剿匪队形及其战场部署，皆主重正面一线配备，且多疏散而匪部则多纵深配备，与集团突击。匪丑战术，实以内线作战，乘机突击一点，以为其不易之成法。
而游击战术与伏兵战术二者，且几为其独占之惯技。吾人可于此点研究，以定适当剿匪之战术，则以匪之无远火器又无飞机高武器，不能妨碍我密集部队之行动，更可以匪之战术攻匪。故我军以后应注意三点：其一、未有十分把握之时，则守为主，取内线作战为研究要点。但一有机缘，则直取攻势，不可使其逝去也。此匪丑今日取攻势之行动，但其败兆亦即基于此，可以必也。其二、应力避正面一线配备，而转取纵深集团配备。只要吾人能坚持固守，则匪部交通接济，均无策源，必难持久，此亦必然之势也。其三、则游击战争与伏兵战争，急须实施讲求，并设法奖勉，否则无异盲目失聪，终为匪束手宰割也。今日初看孙吴兵略问答，如获至宝，而其初对于地形游击设伏诱敌奇正进退，多合于匪部战术，对吾军所犯毛病，针砭至当，如我各师旅团长以上之官长，能勤解领悟，善为运用，则灭匪实无问题，否则自必为匪所灭也。（下略）
委员长对于剿共问题殷殷垂训，类此者不一而足，我们为将领者，自无不感激奋发，使新的战略战术，得以贯彻施行。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月，第五次围剿准备就绪，先颁定战斗序列，分剿共军为北路军、南路军、西路军。闽变平定后，又以入闽部队改为东路军，以抚州、吉安、赣州、黎川为四大作战基地，分别支援各路军之进击。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一次围剿。
这一次围剿，在战略战术方面有极重大的改善，最高原则是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换言之，亦即逐步推进，步步为营，缩小共区，使共军无法使用其避实击虚、各个击破之一贯战术的一种战法。
我把委员长新定战略，融贯成四句口号，以为实施的准则：封锁围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再简言之，亦即曾胡所提倡的“稳扎稳打”是矣。
不过我们的“稳扎稳打”，比曾胡之“扎硬寨”、“打死仗”，又稍稍复杂一点。
我们最重要的作法是：
一、筑碉堡
碉堡在当时是最简单可靠的一种防御工事。剿共军每到一地，即择山川平野具有战略价值的地点构筑碉堡。碉堡筑成可以使用人民配合少数军队驻守之，可作防御共军游击战之据点，可作了望台之用，碉堡连贯起来，就成了共军无法突破的防御线。
其在经济方面，共区虽物产丰饶，但仍赖与外间有无相通，始能维持生活。共区没有盐的生产，碉堡完成后，在经济上就又成了共区的经济封锁线，盐源断绝，淡食之苦，是很难忍受的。总之碉堡所收效果至鉅，约言之为：1.主动在我，攻守可以自由；2.后方得以确保，民众安然来归；3.共军不能向共区以外获得物资，使其经济枯竭，生活无法维持；4.我得节省防御兵力，移作进攻之用；5.共军之狼奔豕突惯技，无法得逞。
当时我提出“碉成民安”的口号，曾获得普遍的响应。
二、修公路
凡为我军所占领的地区，尽量修筑公路，公路所到之处，交通迅捷，累日之程，朝发夕至，军事上运输的困难，遂得解决。行军扰民之事，无过于拉夫运输者，公路既通，其弊自息。综合起来，修公路的好处，也不下于筑碉堡，兹亦列述如后：1.人民安居乐业，可以不受惊扰，并便于军民合作；2.军中补给，均得适时适地而来；3.兵力输送迅捷，易于集中使用；4.高级将领，可以往来指挥，决策迅速；5.工商业日趋繁荣，人民生活改善。
我当时对修路提出的口号，是“路到匪清”，也获得广泛的共鸣。
三、修机场
修飞机场以利空军活动，所收效果如：
1.便于侦察，共军不易藏形匿迹；
2.便于通讯，使我军连络迅速；
3.共军在我空军轰炸威胁下，大兵团活动困难。
这三项修筑工作，是让我们可以“稳扎”，同时也是可以“稳打”的基础。凭藉这种基础，我们步步为营，层层进逼，战略上已完全居于主动地位，可以“制敌”而不致“被敌所制”，胜败之机，遂决于此。
关于行军方面，根据过去经验，我们也有很多的改进。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谨慎小心。搜索部队先行，两翼至少要相隔十里以外，后卫必须很坚强。夜晚宿营，每一举位都要预先作单独作战准备，以防共军偷袭。然后架设通讯网，以便互相联络。
一切安排停当，才能休息。
总之，从五次围剿开始以来，因鉴于过去共军之“无孔不入”，我们采取对策的要领，就是“无隙可乘”。
我们修筑的公路、碉堡和机场，动员人力甚大，虽然尽量使用军工，还是要借助于庞大的民力。否则五次围剿的战略和战术，仍不免成为画饼。委员长常说：“用兵不如用民”，实在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共党用民，是以欺骗屠杀为手段的，人民迫不得已，为其所用，但无不恨之刺骨。剿共是以救国救民为目的，要如何才能使民众乐为我用呢？这就要靠着修明的政治了。所以委员长主张“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是五次围剿大政略的最高原则，战略战术与政略的互相配合，是五次围剿终于成功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