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代利接受大纪元专访，谈中国体制下体育训练的各种黑幕、弊端。（徐绣惠／大纪元）
因身体素质表现突出，在小学运动会比赛时领先了第二名半个操场，段代利13岁就被国家选中开始田径训练，他一路从市级升到省级，最后毕业于国家体校。但他说：“但凡家庭条件好一点的中国父母都不会把小孩送到体校，太累、太辛苦了，比同龄孩子遭太多的罪。”
他说，“为祖国增光是一个彻底、彻底的谎言”，大多数的国家运动员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服用禁药并不是新闻，有人因长期服用兴奋剂，甚至失去生育能力。
7月11日，段代利参与反对中共实施香港国安法的活动。（段代利提供）
“举国体制”下的陋习
段代利分析中共体制下的训练的方式与西方的体育训练截然不同，永远都是“大锅饭”，而且“以量为主”。他认为中国虽然有大量的优秀人才在训练，但这么多年田径项目却罕有国际知名选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共体制里缺乏“人性化”的培训；另一个原因则是“举国体制”下各种烂到根里的陋习。
段代利认为只要有一点条件的家庭，无论小孩天赋多么杰出，都不会同意将小孩送到体校去训练，因为体院里有各种霸凌，教练掌握了选手发展的决定权，也衍生了各种潜规则。
段代利的父母第一次与体校教练见面是在餐厅，当时他的父母不是去吃饭，而是要去帮教练的饭局结账。他说：“中国的运动员必须与教练打好关系，你能不能上场看的不是成绩，而是教练。”段代利原想靠个人努力，透过体育培训获取成绩，以此改变生活，但逐渐发现根本不可能。
教练会要求队员帮他洗衣、打扫，或是提出过节送礼等要求；更过分的是某些教练会性骚扰、侵犯运动员。而绝大多数的队员都不敢反抗；有些人不断忍耐，或是受不了选择退出；但也有人逐渐同流合污，成为体制内的一员。
超负荷的“大锅饭”训练
段代利回忆过往那段体校岁月，每天早上四点开始跑马拉松，40公里路程，约要在六点半或七点结束；吃完早饭后上文化课，下午继续培养速度，跑5趟、10趟的500、800公尺训练，晚上并没有休息，而是继续练力量，每天都是这样重复的课程，从未依个人特质做调整的“大锅饭”锻炼。
因是国家单位训练，所以学生必须接受封闭、集体管理，生活作息由教练、助教安排，完全没有任何私人空间或个人自由。段代利表示田径训练很残酷，完全没有评估过队员的承受能力，直接进行超负荷培训。
他说：“专业厚底的跑鞋在专业跑道上跑一个月就废掉了。”可见当时训练之频繁，且体校学生的饮食和普通学生差不多，就是多了一杯牛奶、豆浆，当时若有半天不用训练，就是最好的休息。
很多次段代利跑着跑着就跑哭了。他说：“很难想像一个男孩因为累而哭，但真的是锻炼到体力崩溃，也超出心理承受范围。”他也曾因疲累腿软，脚直接90度翻过去，经过手术长时间复健才复原。
服用“兴奋剂”训练并不是新闻
段代利表示在体校超负荷训练下，许多人身上都造成了永久的运动伤害，女性运动员不来经期的比比皆是，甚至有人因长期服用兴奋剂，而失去生育能力。中国运动员服用禁药并不是新闻，不少教练会要求自己的选手尝试用药。
段代利曾有一名队友服药后跑步时呼吸声明显比较小，他说：“我们快速奔跑，需要大量换气供氧，吃药后身体素质明显提高了。”
1990年代，教练马俊仁训练的中国女子长跑队屡获国际奖项，但后遭揭露队员们长期服用兴奋剂。当马家军兴奋剂事件曝光后，田径界对队员服药的风气稍微缓了一点，但并没有消失，而兴奋剂的发展方向也开始转往如何不被检测出来，计算选手须在比赛前多久服用达到最佳效果。
运动员难以承受之重
段代利说：“99%的体院学生会被淘汰。”真正能参与国际赛事，站上国际舞台的运动员寥寥可数。从小接受体运训练的学生很少能重新回到普通学校走上升学道路，离开体校后多半是辍学，很早就投入社会或从事不同工作，甚至还有流落街头乞讨者。
段代利表示2008年北京奥运时，参赛运动员家里都有官员捧着百万人民币在观看赛事，只要选手夺牌赢了，家属就可以直接抱走奖金，运动员退役后会有国家安排的公务员职位，但若失败则失去一切。段代利说：“体制内的中国人很难对抗这种难以承受之重。”宁愿失去生命也要夺牌，不是为了荣誉，而是在中共体制内遭洗脑或扭曲，还有难以抵挡的金钱、名利等诱惑。
他说：“为祖国增光是一个彻底、彻底的谎言。”这不过是中共营造出的一种宣传。大多数的国家运动员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曾有一个对国家运动员做的私下调查：若服药后可以获得奥运奖牌，但五年后会死亡，是否要服药？结果有80%以上的运动员选择服药参赛。
足球联赛发展的隐患
段代利说：“中国也不是没有好教练，只是教练在体制内也无法改革，只能跟着国家‘主流’走。”他认为迄今为止中国体育界从没有改变，就算是商业化的足球运动员的训练思维都落后到不可思议，按照现在的方式发展，五年、十年中国足球也发展不出来。
曾担任多位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球员私人教练的段代利表示，这些足球员在球队也是接受同样的“大锅饭”训练，球队并不会“因人而异”制定培训方法。例如球员需要的是更多的下肌力训练，但教练却要这个球员和其他人做一样的上肌力训练；球队聘请了外籍教练，也仅是提供战术，而不是训练方式。
据段代利所知，在中国足坛，谁可以上场比赛靠的还是“关系”。只要与教练关系好，成绩不理想还是可以上场，简言之就是：教练要你怎样就怎样，球员的运动训练、利益都是由教练所操控；而大多数的中国专业体育运动员也因此自我控制能力非常不好，无论是饮食、作息都很不正常，缺乏自律性。
中国虽然有广大的足球迷，但大部分的联赛球队老板都是为了发展自己的企业而经营球队。中国足球队的经营者大多是大型地产商、保险业财团。对这些大老板而言，经营足球队是为了带来对“本业”直接的广告效果，还可以与当地政府建立关系。
段代利举例，若某企业花了7亿人民币买了球队，就算全打水漂，但他也可能从地产方面获得更多利益，因为当地政府需要一个足球队的政绩，他就可以借此与政府保持关系，获得各种标案，这些都是十几亿甚至几十亿的交易。所以中国足协是资本的运作，而不是体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