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发表声明称：“以生命担保，2019中共病毒与实验室无关，这是大自然对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的惩罚”。请问：大规模食用野生动物的人群很多，东南亚、南亚、非洲、拉美地区，都有野生动物交易场所。湖南贵州广西云南，比湖北，吃了更多的野生动物。为什么中共病毒在吃野生动物较少的湖北地区爆发？2020年2月4日，石正丽说：专业问题她不想与非专业人士讨论，她说，“我能告诉你的是，我们是合法合规地开展实验活动。”希望国家专业部门来调查，以还团队一个清白。我们认为：石正丽的清白必须由独立的国际科学家联合调查队来确认。
二，武毒所的“解药”
到目前为止，人们没有看到石正丽及其团队，发表过任何关于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研究进展论文或测试。人们看到的是：中国科学院武毒所石正丽学科组2019年12月招聘博士后启事。拟招收方向1：蝙蝠迁飞及其携带病毒传播的生态学研究。拟招收方向2：蝙蝠病毒跨种感染及其致病性研究。武毒所的病毒资源有：埃博拉病毒，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尼巴病毒，蜱传脑炎病毒，高致病性流感病毒，艾滋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冠状病毒，肠道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轮状病毒，云豹肠炎病毒，蝙蝠冠状病毒，草鱼出血病病毒……唯独没有病毒的解药。五毒所推荐“双黄连、莲花清瘟胶囊”等中成药抗瘟疫，简直荒唐透顶！
2020年4月16日，因发现艾滋病毒而获得2008年诺贝尔医学奖法国病毒学家吕克·蒙塔尼（Luc Montagnier）说：我和同事、数学家Jean Claude Perrez共同将数学用于基因序列的研究；1月30日印度学者发现中共病毒的基因组中含有艾滋病毒的序列，他因受压而被迫撤回。一个艾滋病患者感染上了萨斯病毒后，两者结合会形成中共病毒吗？在人体内是不可能的。要在病毒基因中插入新的蛋白必须通过实验室，这在今天已经十分容易。中共病毒是根据蝙蝠身上的冠状病毒，加入了艾滋病毒的基因片段，人工制成的；或许他们想以此制造对抗艾滋病毒的疫苗。蒙塔尼说：“中国政府必须为此承担责任。尤其不应该禁止发表有关研究病毒来源的文章。这是十分荒谬的。而且这还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今天的科学并不在于真相而是在于某些人的个人意志，这对科学研究来说是灾难性的打击，因为没有人会继续相信科学了。”“谁都可能犯错，伊朗政府之前（2019年）就错误地击落了一架飞机，造成一百多人死亡，我期待中国政府能够有足够的成熟度能够自己承任自己的失误。”
许多科学家同意中共病毒源于蝙蝠或者穿山甲，中共病毒是从蝙蝠冠状病毒RaTG13变异而来。2020年2月3日，石在nature发表了一篇论文（1月20日投稿），报道了一个全新的蝙蝠的冠状病毒——RaTG13。RaTG13与武汉病毒有非常高的一致性达96.2%。RaTG13的spike蛋白和武汉病毒的spike蛋白也高度一致达97.4%。据可靠消息，石手中并没有真正的RaTG13的毒株。她是2013年从云南的蝙蝠的粪便中发现了这个RaTG13的基因，她没有实物证据能证明RaTG13存在的，她只有这个病毒的基因序列，也就是一个由ATCG四个字母以各种方式组合出来的长链。这个序列可以通过键盘伪造出来。基因序列伪造完后，只要上传到网上公开的基因数据库就可以了，里面没有什么严格的审核。这序列就可以被公开引用，并拿来作为分析数据和发表文章了。不幸的是，随后发表的很多科研论文都把分析和推理建立在这个RaTG13的序列之上。它们的结论也自然毫无意外：武汉病毒一定来源于自然进化。
可是，这个RaTG13的序列不过是石正丽伪造的神话。石曾对外宣称，她们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对蝙蝠的冠状病毒的充分了解达到能够预警人类的作用，防止类似SARS那样的健康灾难的发生。那么本着这样的心态，石正丽怎么会在7年之间似乎完全忽视了一个像RaTG13这样的病毒呢？她怎么能忍七年而不发表这个惊人的发现呢？为什么只是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后，当人们开始怀疑武汉病毒的来源的时候，石突然决定发表这个RaTG13的序列呢？所有这些都不符合常理。这些事实放在一块儿只能让人更加地怀疑石正丽。她或者直接人工合成了这个病毒，或者在帮忙掩盖真相，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另外，这些事实当然也更加说明，这个RaTG13的序列，必须被排除于任何的科学分析之中。
2020年2月下旬，五毒所书记肖庚富说：SHC014与此次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相似性为79.6%，它们不是近亲，而且武汉病毒所也没有SHC014活病毒。也就是说，武汉病毒所从未合成、保藏过2015年发表的这项工作中由美国团队实施构建的嵌合病毒，也未对该嵌合病毒进行后续研究。
网友说：在2015年1月的一个专题演讲会上，石正丽的发言暴露出她正是该项目的实际操盘手。SHC014这一病毒正是石正丽提供的杰作，武毒所怎么会没有？石正丽分离的蝙蝠病毒难道不贮存在武毒所吗？正是SHC014和SARS合成了SHC014_MA15嵌合体病毒。
2020年2月4日，武毒所发布消息：“我国学者在抗2019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筛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其中提到，武毒所的科学家们在CellResearch（细胞研究）上发表《瑞得西韦和磷酸氯喹能在体外有效抑制中共病毒》。石正丽是作者之一。磷酸氯喹是治疗疟疾和风湿性关节炎的老药。瑞得西韦是用来治疗埃博拉病毒的新药，尚未上市。该论文是在2月4日发布的，据实验周期、论文撰写、审稿等周期的推算，武毒所最迟在1月21日就发现了两种药物在体外细胞层面能抑制病毒。在武病所的官网上，还发现了如下信息：该所于2020年1月2日确定了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于1月5日成功分离到了病毒毒株。1月9日该毒株资源已按标准完成国家病毒资源库入库，并进行了标准化保藏（保藏编号：IVCAS6.7512）。这么早，却不对外宣传“人传人”！
网民推算，武汉因武肺死而死的人口约5.9万，有的估算为30万人死亡。武汉硚口区官方称，据《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六版）的通知》，张某某新冠筛查第一次为阴性，第二次为阳性，第三次为阴性。张某某系无症状感染者，不是确诊病例。这种情况，在其他社区也反复出现。譬如：洪山区某社区医院一百来号人，普查新冠肺炎就有近20人血检阳性，对他们复查，又有许多为阴性。由此推测，武汉市无症状感染者至少10万人。又据报道：确诊为武汉肺炎的已婚女偷会情人，致阿根廷2500人小镇，人人居家被隔离，警察对此镇严防死守。可见，武汉肺炎使人间“做爱”成互害的毒药，人类已经进入“人害人”互害时代，必须远距离的交往。
三，实验室泄露
武汉P3实验室则是研究对人类危害巨大且有解药的病毒的实验室。武汉P4实验室从2003年开始建设，2015年建成，2018年验收通过并投入使用，历时15年。石正丽是这个P4实验室的副主任，主任为袁志明。武汉P4实验室与武汉病毒所在技术上相对独立，武汉病毒所掌握P4实验室的人事、财务、后勤保障。但P4实验室的主管方是教育部（武汉大学）而不是中国科学院的武汉分院。这就带来许多紊乱。
法国是全球病毒研究领域的领先国家。2002-2003年SARS爆发就是中共实验室的病毒外泄。2003年，中国科学院就要求法国政府援建中国的病毒研究中心。在时任总理拉法兰的支持下，中法双方于2004年希拉克访华期间签署了合作协议。法国将协助中国建设P4病毒中心，但规定中国不能将此技术用于攻击性的活动。此类规定哪能束缚住中共的手脚。公开资料显示，武汉P4实验室计划在2006年投入使用；但武汉P4实验室2017年才正式投入运作。
延期的原因是病毒泄露——2004年，中国疾控中心的SARS病毒泄露，最终造成了1名病人死亡，9人确诊为非典患者，另有862人被医学隔离。该事件直接导致了武汉P4实验室的延期。可见：人的问题比硬件因素更大，管理漏洞比科研能力的问题更严重。近期，不少人质疑王所长的科研能力。王延轶生于1981年，以艺术特长生（数理化不行）进入北大，在读大三时与舒红兵相识，当时舒是特聘教授。王23岁毕业，嫁给了大14岁的再婚的舒。24岁赴美，一边生子，一边在舒任职的科罗拉多大学读研。2005年，舒红兵到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做院长，安排王在武汉大学当讲师并在职读博。2010年11月，刚拿到博士学位5个月的王就成了武大副教授。舒于2011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2014年王被评为国家杰出青年，此时舒是武大副校长。2018年王升为武毒所所长，时年37岁。实验室的硬件水平是实验室安全控制的一个方面，但硬件还需要人来使用，在确定硬件后，人的因素就是第一位的。
2020年2月14日，国主在会议上接连5次强调“生物安全”，并要求尽快推出旨在规范生物技术应用的《生物安全法》。15日，《环球网》发表消息说科技部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共病毒高等级病毒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