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红卫兵运动的始作俑者，清华附中红卫兵已成为一个专用历史名词。但它从1966年5月29日圆明园定名公开反对校领导，在6月24日贴出“造反精神万岁”对抗工作组，于8月1日毛泽东回信和8月18日天安门接见达到高峰，继而在8月27日“暴力恐怖”中发布《十点估计》后脱离主流并迅速衰败，其独立的生命期不过百日。
但也就是这100天，“红卫兵”席卷全国震惊海外。所以，让我们把目光穿过历史的时空，浓缩到1966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100天。
【背景和伏笔：两园环拱精英竞争的清华附中】
1966年，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好转，党内郁积的政治矛盾终于浮出水面。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而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而在北京偏远西郊的清华附中，雄心勃勃的校长万邦儒却正在把一场方向相反的教育改革推向颠峰。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前所未有的北京的两届预科的创立，和在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的四个组别中夺得三项冠军。
与北京市的其他中学统归北京市教育局管理不同，清华附中是清华大学直接领导的。预科的教材由清华大学编写，主课全由大学讲师任教。上了预科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当时，清华附中已成为北京市收分最高的中学，预科的选拔使原本已成为学生信条的个人竞争更激烈了。
清华附中地处清华等八大学院和高等军事院校环绕之中，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和具有知识背景的中层干部子弟是其核心。个人奋斗和藐视权威是中产阶级知识背景的两派的共性。
高二的干部子弟杨盘、阎阳生、邝桃生、张承志组织了“红缨”小组，准备跳级参加高考，并为此出了一种既有难题解析又有时事辩论的手写小报。几乎与此同时，以高二的周舵为代表的教授子弟也办了一份手抄小报，其内容更时政也更隐晦，在高知子弟中传阅。
地处清华园和圆明园环拱的清华附中，深受美国式的竞争精神个人主义的熏陶和义和团式的民族沧桑感的笼罩。后来成为著名影评家的方位津认为，圆明同已是两派共同的胎记。
清华附中校领导大多是资产阶级和民国旧吏家庭出身，城里中学的“四清”使他们内心震撼。从1964年开始，学校组织了“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和军训队。对干部子弟的拔苗助长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和不服。
1964年由于一次偶然的同学争斗演变成全校“阶级路线”的大辩论。万邦儒校长把娄琦(平民子弟)和熊刚(干部子弟)的动手，上升到“打干部子弟”的“阶级路线”高度，引起高知子弟的不平。两派的大字报互不相让，竞贴满了半个大饭厅。
最后虽然学校强势出动以双方认错平息了风波，但一道“阶级出身”的鸿沟把学生分为两派。各班团支部的发展会也成了两派斗争的焦点。比如后来红卫兵的主要发起人王铭的入团就几经周折，几乎要上告中央。郑光召回忆：两派据理力争，互不妥协，连外班的同学都挤进我们教室来“观战”。直到最后举手表决，差一票也不行。
【1966年5月中至6月中(创立期)：对抗学校领导代表的教育路线】
1966年5月中旬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直指校领导陆平的大字报在学校撕开了“文革”的序幕。
5月中：对校领导态度的两派对抗
几乎与此同时，清华附中也从空泛的文艺辩论开始对于学校教育方式的评判。最明显的是预科651班干部子弟骆小海等的墙报，其公开对学校领导的质疑引起了学校的紧张，把他称为“预651观点”组织批驳。
当时学校的乒乓球队长仲维光回忆道：“我们和高631班郑光召、宋海泉和戴建中等人(高知子弟)也形成了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摸索对方的动向，商量对策……和他们(干部子弟)在暗中对抗。”拥护学校领导的声音占有绝对优势。
据卜大华回忆：这时清华附中党支部已列了一个“闹事学生”的名单上报清华大学党委，并在当地派出所备案。学校党组织还分别到这些学生家，以五七年“反右”为暗示，让家长管教学生。
1966年5月下旬，在学校的压力和学生的孤立下，高中几个班级反对校领导的骨干开始秘密串联。仲维光回忆：他们开始在熄灯后跑到圆明园去秘密碰头，商量如何在学校掀起运动；而且居然男男女女不在教室，直到半夜才回宿舍；(我们)一听到他们密谋反对校领导，立即汇报上去。此时，校领导只好依靠平民子弟，以期自我保护。
【5月29日：红卫兵成立】
关于红卫兵成立的日期，海内外两派的文章几乎都认定是1966年5月29日。骆小海：“5月29日下午，在圆明园召集各班不同政见者骨干分子开会，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署名。”郑光召：“5月29日一批干部子弟在与学校一墙之隔的圆明园集会，成立了举世闻名的青年法西斯别动队——红卫兵。”
但几个红卫兵主要创始人都对此不以为然，卜大华：“在那一天，并没有明确成立红卫兵，主要是统一行动。”王铭：“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有相同政治倾向的一些人的聚合。”
目前最原始的记录是宋柏林1966年6月3日的日记：“……中午我们‘红卫士’的一部分战士到圆明园去开会，正式建立起组织机构，订好了反攻计划。”但此时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已经贴出。
关于红卫兵名称的来源，张承志在他的日文书中有回忆：“我在班里写的小字报上的署名就是‘红卫兵’，并用红铅笔画了一个骑马的战士的图像。”笔者清晰地记着这个“红卫兵”图案。
笔者的记忆是，5月29日是各班的反对派统一行动的协调会。6月1日傍晚在圆明园开会正式采用“红卫兵”作为统一名称，并决定以此名义贴出大字报。各班的代表决定把5月29日定为“红卫兵”的成立日，一是因为那天是第一次统一组织会议，二是自负地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前。
【6月2日：红卫兵署名大字报】
6月2日，第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出现在五楼大教室。虽然大字报只是亮相式的激昂口号，但已鲜明地向校领导挑战：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
红卫兵
1966年6月2日
这张大字报的下部除了红卫兵核心的签名外还留有一大块空白，是给同意大字报观点的人签名用的。当天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100多人。但拥护校领导声讨红卫兵的大字报立即贴满四周，也形成了大批的签名。
后来的工作组组长刘晋回忆：“学校当局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写大字报进行反击。因此，几十个同学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处于孤立状态。”但当时学校的书记韩家鳌回忆说：“对红卫兵这事，我们就是觉得那个太突然了。我们都来不及想，是怎么回事?我们就知道是干部子弟(在闹)，就想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意图?”
但在红卫兵大字报上签名的有不少出身自由职业者的学生，而拥护校领导的很多是担任党团干部的干部子弟。当时初二的史铁生曾画了一幅一耳大一耳小的漫画，讽刺红卫兵偏听偏信，受到校长的私下鼓励。
但有两个人的参与给处境孤立的红卫兵极大的支持。一个是被学校树为标兵的学生党员干部马云香毅然在红卫兵的大字报上签了名，使苦心培养的学校党支部十分难堪。而五七年大右派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独立贴出大字报批判校领导，无意中与红卫兵形成呼应。
【6月8日：外校驰援清华附中】
1966年6月6日开始，城里的四中、十三中等学校和海淀区八大学院附中的学生络绎不绝地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当时在教育系统内部对清华附中闹事红卫兵的通报，成为各中学领导压制不同意见的武器，但反而使各校的反对派知道了红卫兵。“6月8日，在学校西侧通往体育学院的路上突然黑压压的一片，出现了近百位骑自行车来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校领导哪里见过这种阵势，怕出事关了西校门。”(郑光召回忆)
韩家鳌回忆：“有一帮学生要冲过来，什么人大附中的，还有四中的……薄(一波)家兄弟。我那时做书记，就站在校门口一个课桌上，说我们搞什么活动都是要按照学校的安排。一方说‘往里冲!’，一方说‘不行!’也就开始推推搡搡的。”
事后进驻的工作组给团中央的汇报是仅存的文字材料：“6月8日，外校300多人来声援左派，被拒之门外10小时，并调来大学部的打手——校卫队，请来海淀分局的便衣队，企图镇压群众运动。6月4日，团中央派2人来了解情况，被盯梢、偷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