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这句话你可能听说过，但你肯定不知道这句话有多伟大。
当古典时代的人们站在凯撒和上帝面前一筹莫展、不知如何选择的时候，这句话犹如一声惊雷，打醒了蒙昧的头脑。
实际上，我们现代人对于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认知方式，都与这句话有密切关联。
先来说说这句话的出处。
这句话出自《圣经》，是说耶稣的对头法利赛人要构陷耶稣，所以打发他们的门徒同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
“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徇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
耶稣看出了他们的恶意。
如果他说应该,那他们就会煽动民众来反对耶稣；如果他说不应该,他们可以去凯撒那里告发耶稣。因为当时凯撒是罗马的君王,犹太人按法被他统治。无论耶稣怎么回答都是陷阱。
耶稣于是说道：
“假冒为善的人哪，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
耶稣就在这时说出了这句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话：“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
本来自鸣得意的法利赛人一听到这句话瞬间石化、一脸懵逼，他们完全没料到耶稣居然会这么回答，完全摸不着耶稣这天马行空的思路，只好灰溜溜的离开了。
02
我来给各位看官解释下，这句话为什么牛？
因为之前的人类，不管是思想多么深邃的哲学家都没有用过这种“二分法”来解决问题。
比如古希腊影响巨大的哲学学派斯多葛派的自然法思想，就认为宇宙是一个绝对的统一整体，而人是这个统一整体里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
人是宇宙普遍理性的一部分，因此人必然受那种弥漫于宇宙之中的普遍法则的支配，构成自然秩序中和谐的一部分。这个支配宇宙和人的理性法则就是自然法。
因为自然法和人的本性是一致的，所以服从自然法就是服从自己的本性。
按照这个逻辑，一个人过一种善的、有德性的生活，就是无限贴近自然法，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始终是一元的。
古希腊的思想也很牛，对吧，但问题是，世界是复杂的。
比如就如同法利赛人给耶稣设的陷阱，你作为一个人，无法分割的人，你只能有一个选择的时候，你要服从上帝还是国王呢？
不管你服从哪一个，都会陷入矛盾悖论之中，不是得罪上帝就是得罪国王，不是失去世俗的体面就是失去信仰的体面。
而耶稣的思路是划时代的，只有他第一个认识到，人既然是肉身和灵魂的结合体，是割舍不开的，那么如果你分要用一元论来解决问题，必然是行不通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换一种思路，把肉体和灵魂分开来，用“二分法”来认识和处理呢？所有这些问题是不是就会迎刃而解了呢？
比如，对于耶稣的信徒来说，纳税给国王的理由，是因为他的肉身安放在王国里，要服从这个王国的世俗秩序，是肉身对国王的服从。
而他的精神世界，依然属于上帝，肉身的服从并不意味着精神和灵魂对国王的臣服，在精神世界里，他依然是体面的、保有信仰尊严的，心中的信仰任何世俗权贵也无法剥夺。
这种二分法不但完美的解决了古典世界里世俗和信仰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奠基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二元意识。
03
循着“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思路，到了现代社会，宗教对世俗的影响彻底退到了精神层面，形成了“政教分离”的基本共识，把“政教合一”彻底赶出了现代社会。
我在这里送各位看官一个小福利：如果哪个社会还没有形成“政教分离”的普遍共识，那么你就可以大胆判断这个社会还处于蒙昧时期。
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不断拓展这种“二分化”在哲学、政治和知识框架上的应用。
在哲学领域，
康德对“现象界”和“本体界”二分，极大促进了哲学、科学和神学的分家，把哲学、信仰统统赶出了科学领域去自立门户，给现代科学腾出了空间，搭建起了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古希腊的哲学体系里，哲学和科学是不分家的，甚至在中世纪哲学、科学和神学都是打包在一起认识世界的。经过康德的二分法梳理，才明确了这三者之间的界限，从而给近代科学在哲学认识上扫清了障碍，把神学和哲学对科学研究的不当干预彻底清除，科学才迎来了井喷式的大发展。
在政治领域，
人们对于公共事务和个人事务、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二分，以立法的方式明确了国家权力之于个人权利之边界，保护了国家和政府都无权闯入的私人领域。比如，私有财产、个人隐私和宗教信仰，都明确被法律所保护。
所谓“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1763年在国会的一次演讲——《论英国人个人居家安全的权利》中就振聋发聩的说道：
“即使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能够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淋进这所房子，但是国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
而这些带来现代社会革命性变革的最初来源都是基督教的二分法。
19世纪，英国伟大的自由主义者阿克顿勋爵在论及自由的起源时阐述说，耶稣关于“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这句话，
“是以保护良知的名义，赋予世俗权力它从未有过的神圣，也给它加上了它从未有过的束缚……
是自由的新纪元的开始……在至高无上的领域保持一个必要空间，将一切政治权威限制在明确的范围以内，不再是耐心的理论家的抱负，它成为世界上哪怕最强大的机构和最广泛的组织的永恒责任与义务。这种新的律法、新的精神和新的权威，赋予了自由以新的涵义和价值。”
因为基督教在中世纪的强大影响，从负面来说，是教会束缚了人们思想自由，另一方面，也因祸得福，因着这种强大的影响力同时塑造形成了欧洲人根深蒂固的二元化思维模式。
如果没有这种塑造，很难说这种二分化会在近代欧洲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出如此重大的作用，几乎在现代社会的所有领域都注入了二分化的基因。
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二分化，就没有现代社会，就没有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现代认知方式和思考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句话，我们给予再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它就是这么牛：通过改变人类的思考方式，改变了整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