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的政权崩溃是从信仰的失落、流失、颓败和瓦解开始的。造成信仰破败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这个信仰体系与现实的脱离和它本身内部的矛盾和乖讹。
信仰暴露出它的矛盾和乖讹，并不意味着它就此会被其他信仰所代替，事实上，在强制力作用下，就算它的空洞和荒诞已经暴露无遗，人们还是会认真地互相欺骗、假装相信它依然是未来的希望。然而，大多数人能感觉到那种空洞和荒诞，足以让这个信仰在他们眼里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神话的“笑话”。笑话的实质是“乖讹”（incongruity），康德为乖讹的矛盾本质提供了清楚的说明——“在所有引人发笑的事情里，一定有荒诞的东西（也就是说，人们无法对它得到满意的理解）”。
苏联人无法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对灌输于他们的信仰得到满意的理解，他们怀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和正当性也就不可避免。
领袖人物的罪行
第一重信仰危机主要是由领袖人物的错误造成的幻灭感。
苏联人对信仰发生动摇，可以追溯到苏共20大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报告披露斯大林统治的残暴和黑暗秘密，对后代苏联人，尤其是1960年代成年的苏联人（苏联的“60后”）和东欧人有着长久的“唤醒”效应。
正如一位过来人所说的，“犹如头部被榔头猛击了一下”。捷克斯洛伐克诗人和作家帕维尔·科胡特曾经是一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员，他28岁时知道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觉得“再也没有安全感，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他“整夜地哭泣”。
一下子失去了上帝一般的领袖，这简直是一场空前的灾难，让许多人陷入了极度的精神恐慌，齐泽克（SlavojŽižek）对此写道，赫鲁晓夫的讲话“摇动了绝对权威的领导教条，程度达到令所有的政治精英们都陷入了暂时性崩溃。有十几名忠诚的斯大林追随者因赫鲁晓夫的讲话而变得失常，甚至需要医疗救护。其中，波兰共产党的强硬派总书记贝鲁特（Boleslaw Bierut）便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斯大林主义的模范作家法捷耶夫（Alexander Fadeyew）亦在数天后开枪自杀”。
这是最初发生在苏联的意识形态幻灭，也是苏联人对马克思主义三重信仰危机中的第一重。这三重危机会同时存在，它们各自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会随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形成不同时代或不同阶段的信仰危机特征。
第一重信仰危机主要是由领袖人物的错误、失败和暴行造成的幻灭感，领袖人物的专制暴虐、言而无信会让人们普遍感觉到错愕、惊慌和恐惧，也使他们陷入一种被出卖和背叛的痛苦绝望之中。
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进行统治的领导人（如斯大林和贝利亚），他们的人格缺陷和道德败坏使得马克思主义事业失去了民心，毁掉了它的正当性。赫鲁晓夫对秘密报告破坏共产主义信仰的后果显然估计不足。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记叙，匈牙利党的首脑马加什·拉科西（Mátyás Rákosi）听说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后，对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说：“你们不能这么做，不能这么着急。你们党代会里发生的是一场灾难。我不知道它会在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里带来什么”。
拉科西预感到的就是一场信仰危机的灾难。一旦领袖的丑事被披露，便犹如精灵被放出瓶子，再也不可能重新关进瓶子里去，再也不可能“消除不良影响”。勃烈日涅夫时期的“再斯大林化”也终究不可能消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长久影响。虽然赫鲁晓夫后来试图用允诺20年实现共产主义来补救共产主义信仰所受到的损害，但始终无效，苏联从此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停滞、朽化直至病入膏肓的过程，意识形态越来越丧失民心，再也难以起死回生，而整个官僚体制也因为丧失信仰而陷入了金钱崇拜和拥权自肥的腐败泥淖。
第一重信仰幻灭很难长久地停留在只是对少数领袖或领导人的失望层次上，因为它迟早会引起人们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苏联体制中会涌现这么多，这么自私贪婪、穷凶极恶、寡廉鲜耻的虐待狂人物，不是个别，而是一批又一批。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素以正直、清廉著称的捷尔任斯基（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的创始人）就似乎已经察觉到，苏联秘密警察“契卡”是一个需要恶棍也生产恶棍的体制。捷尔任斯基说，为契卡工作的只有两种人，“圣人和恶棍，不过现在圣人已经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恶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败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家伙……不管一个人看上去多么正直，心地如何纯净……只要在契卡工作，就会现出原形”。
前苏联将军，曾在叶利钦总统任期内担任俄国总统特别助理的迪米特里·沃克戈洛夫（Dmitri Volkogonov）说，193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警察（NKVD）军官里只有两种类型的人，“冷酷无情的犬儒和丧失了良心的虐待狂”。
前苏联间谍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lov）回忆道，他负责招募新手时，他的上司克格勃高官帕维尔·苏朵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给他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运或天性受过伤的人——那些性格丑陋、有自卑情结、嗜权、有影响欲但又屡遭挫折和不顺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虽不至于受冻饿之苦，但却因贫困而感到羞辱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从属于一个影响大、有权力的组织而获得优越感……他们会在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自己很重要的甜头，因而死心塌地地与权力结为一体”。
不仅是间谍或警察，其他人员的提拔也是一样，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勃烈日涅娃（Luba Brezhneva）写道，“官方不断强调要粉碎‘人民的敌人’，唤醒了人性中最卑鄙的本能。……告密者受到表彰，成为青年人的楷模，他们不仅经济上有好处，还能得到升迁。”高尚的理想与阴暗的现实
造成马克思主义第二重信仰危机的是高尚理想与阴暗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也常被视为理论与实践的极大脱节。
斯大林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使得无数苏联人，包括苏维埃的支持者和同路人成为血腥镇压的对象和受害者。苦难是最好的清醒剂，也是最好的现实教育。高尚的信仰理想与阴暗的生活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苏联制度的道义性和正当性产生疑问。
在苏联进行残酷统治的是一个暴力的制度，它是一部由那些特别暴戾、残忍、冷酷的人开动和维护的斗争绞肉机。那些特别崇尚暴力的人们一旦开创、建立和维持了一个他们想要的制度，这个制度便会自动挑选那些与其一致，会不择手段保证它不断维持统治的帮凶和投效者。这便是暴力制度的自我再生和延续机制。
开创者与继承者的传承关系是在制度的同质延续中建立的，民众对这些人的失望因此也就自然会成为对这个制度的失望。美国历史学家艾米·奈特（Amy Knight）在《贝利亚：斯大林的第一副手》一书里指出，斯大林时期的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狠毒人物，然而，“以为贝利亚是苏联制度的例外，……那就太不了解斯大林时期苏联制度的本质了”。捷克作家和学者彼得·哈卢比（Peter Hruby）说，“每个国家的人口中都存在少量会成为罪犯的人。在极权专制国家，这样的人机会最好。他们不仅有机会得意发达，而且有机会为服务于伟大事业感到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