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大流行，“封锁”措施成为各国普遍采用的防疫手段。《纽约邮报》刊文表示，全面封锁抗疫可能是错误的举动。
迈克尔·巴隆（Michael Barone）是美国保守派政治分析家、历史学家、专家和记者。周日（9月6日），他《纽约邮报》发表题为“看来封城抗疫可能大错特错”的文章指出，（全国）“封锁”事实上是一种“创新之举”，是从未有过的防疫措施。
他指出，1957～58年发生的亚洲流感使70,000～116,000名美国人丧生，占美国人口0.04%～0.07%；1968～70年的香港流感造成约100,000人丧生，占人口的0.05%。然而，“我们从来没有通过锁国来应对瘟疫”。
作者指出，在美国有186,000人死于中共病毒，占当前人口的0.055%。这个数字会继续升高，但与上述两种流感对人类造成的影响程度类似，并且对于65岁以下的人群而言，中共病毒致命性要比流感低。然而，此前的流感并未导致大范围的封锁；没有大规模停课；办公大楼、工厂、饭店和博物馆等等一律不关。
那为什么今天应对中共病毒的态度如此不同？文中分析指出，原因之一也许是因为人们越发迷信于科学，并相信政府干预的能力——如果可以通过制定公共政策来影响气候变化，那也同样可以通过行政措施来消灭病毒。
于是，政府“拉平曲线”的初衷顺理成章变成“消除病毒”的手段。
作者指出，事实已经证明，堪称“报复性保护”的措施未必能起到保护作用。实行持续封锁的领导人声称是在“遵循科学”，但这种做法的效果或许减少病毒的立即传播，但却带来更多弊端。例如由于封锁，癌症筛查、心脏病发作治疗和药物滥用咨询等等受阻，可能会导致大量的病人死亡，以及下文中提到的经济影响等等。
文章援引格雷格·叶普（Greg Ip）上周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文章指出，封锁防疫“过于生硬，且代价昂贵”。这支持了川普（特朗普）总统在4月中旬的说法：“长期封锁和强迫性经济萧条将对公共健康造成巨大和广泛的伤害。”
文章指出，作为对比，韩国和台湾、新西兰等岛国没有采取极端的封锁措施，但却成为成功防疫的典范。
作者在最后指出，面对大流行，政府或许可以起到疏导作用，但却永远不能完全控制“自然”，无法完全消除风险。当其尝试减少一种风险时，可能会增加其它风险。在这种不确定之中，人们会犯错误，就像封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