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24日国务院批准撤消碧江县，碧江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消失。然而，这个边境小县作为中国古拉格的模式标本却不会消失，它将永远保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纪念馆里。《碧江县志》载：“从1957-1959前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仅农村中被关和批斗的就达619人，被捕488人。全县共死亡154人，外流2200余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第314页）1958年碧江全县人口为32444人，农村中被关和批斗的人占全县总人口1.9%，被捕的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5%，外流（实指逃亡缅甸）的人占全县总人口6.8%，死亡的人占全县总人口0.47%。干部和工人的数据来自其他资料，受害和牵连的干部266人，占当时干部总数的11%。受害和牵连的工人131人，占工人总数的37.1%。另有研究者对受害和牵连的人的民族族别作了统计：傈僳族344人，怒族137人，白族123人，汉族69人，纳西族10人，彝族3人，傣族3人，独龙族1人，不明族别311人。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自中共执政以来，历次运动中被残害的中国人的统计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死亡的人是从被捕的人中剥离出来的，难免有数字打架之嫌，敬请指正。
本来碧江县已经定为不经过民主改革，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地区，这里的领导人却在反右之后，搞了“民主补课”、“社会镇反”、“机关肃反”，后来被称为“三个扩大化”。这里的领导人首先发出的是“不三不四的人统统抓”的指令，对马克思主义如此通俗化的运用，恐怕连斯大林、毛泽东也会拍案叫绝。“不三不四”的人实在难以界定，于是被掌权者定为“不三不四”的人就统统被抓入狱。亲历者说“捕人像猫捉老鼠、饿老鹰抓小鸡”，捆人的草绳用完了，用山间的葛藤。划分阶级中，被划成地主、富农成份的人又大大超过大陆土改时期划定的约5%的比例。有的村社竞达总户数的20%。中央认定的“阶级分化不明显”的傈僳族、怒族地区顿时增加了许多“稀饭地主”、“草鞋富农”，意思是说，稀饭够吃的人家被划成地主，会穿草鞋的人家被划为富农。
1958年8月20日，有四位下放到边境沿线村庄劳动的干部，返回原单位工作，然而祸从天降，全部以“叛徒”罪逮捕入狱，理由是那一带是敌特窜扰地区。经过刑讯逼供，逼出些假线索，牵连时任州人委建设科长、傈僳族上层人士杨约拿及和文生、此阿昌、付三光等人，施以酷刑之后，杨约拿服毒，和文生吞下大头针自杀获救。杨、和等人精神崩溃，由于审问人员的指供、诱供、逼供和自己对“坦白从宽”、“立功受奖”的盲目理解，他们瞎编供词，乱点鸳鸯谱，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再逼问到反革命组织名称、头目及其目的时，他们胡编乱造“耶稣党”、“傈僳党”、“斧头党”、“镰刀党”、“弩弓党”、“怒傈党”等无中生有的名目，还瞎说什么“头目”是裴阿欠州长和霜耐冬副州长，目的是要建立“怒江傈僳国”。给自己加上子虚乌有的罪名，企望“从宽处理”或“立功受奖”。由于严刑逼供，被逼人员的瞎编乱供和肃反领导小组（五人小组）的轻信认定，所谓“裴霜反革命集团”就这样炮制出来了。
1958年8月底的一天，在中共怒江州边疆工作委员会大礼堂召开当地党政军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城镇居民及县城周围农民参加的千人大会，突然宣布将阿车士和付三光定为“裴霜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阿车士于1955年毕业于昆明医士学校，中共党员，是当时碧江县傈僳族年轻一代最有号召力的人物。将阿、付二人强行拖上台，对阿车士拳打脚踢。付三光因前几天当场“坦白交代”未受苦刑。千人大会树立“宽”和“严”两个“样板”以震慑傈僳族群众。付三光不但不给苦刑，还当场宣布保留他的党籍。蒙冤受刑，死去活来也不说假话，不编假供词，更不揭发所谓“同伙”及其“头领”的阿车士，被定为“顽固不化”、“死心踏地”、“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骨干分子”。劈头盖脸的拷打把他打得鼻血如注，血染满面，双眼打肿而无法睁开。身上的衣服被撕成碎片，头发也几乎被揪光。进而失去知觉，昏死倒地。还将他身怀有孕的妻子拖上台替他下跪受刑。同时蒙冤的50余人，被关在县民族干部训练班的教室和宿舍内受隔离审查。
被隔离审查的人员，全数被剥夺了人身起码的自由权利：不准互相对看，不准互相说话，不到规定的时间不准解大小便，不准不吃饭（防绝食抗议），不准多吃饭（防浪费粮食），不准不入眠（防畏罪逃跑），不准眠过深（促坦白交代）等十几条摧残生灵的戒律限制。当你深思而难于入眠时，他们就断定你不入眠就是企图逃跑投敌而被拳打脚踢一阵；如果你被折磨得疲惫不堪而睡入梦乡，他们又认定你睡大觉，不考虑问题，不想交待“罪行”而被罚站到通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