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世界各大媒体都报导了一则重磅消息：美国科学家宣布第一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的存在。众所周知，一百年前，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广义相对论的其他预言如光线的弯曲、水星近日点进动以及引力红移效应都已获证实，唯有引力波一直徘徊在科学家的“视线”之外。可以说，引力波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实验验证中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如今，它的发现是物理学界里程碑式的重大成果。这个发现再次证明了爱因斯坦的伟大。
1917年，爱因斯坦和其学说被介绍到中国，直至中共建政初期，爱因斯坦和其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是正面的，并没有遇到什么问题。然而，从五十年代开始，相对论和爱因斯坦在中国却遭到了批判，这一方面与苏联“老大哥”有关，一方面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有关。
1952年，苏联掀起了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运动，指责爱因斯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1953年1月，中共人民日报发表了苏联日丹诺夫的文章，指责爱因斯坦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攻击爱因斯坦是个“反动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和“旧民主主义者”。
1965年，《中国青年报》开展了一场是否应该“又红又专”的讨论。一部分人以爱因斯坦为例，认为一个人即使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仍然可以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而以中科院为代表的一些研究人员则持相反看法，认为爱因斯坦不是一位超越了阶级和政治的科学家，他在二战中制造出的原子弹就是在为“美帝”服务，并使之成为“讹诈和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其他热爱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工具”。当时的钱学森也撰文，同样用“原子弹”为例，来说明爱因斯坦并未脱离资产阶级的政治。不过，此时，相对论本身并未受到批判。
一年后，也就是1966年，文革爆发。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成为了靶子。这场批判运动由一个来自湖南醴陵中学的数学教师引起。1967年，这个老师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宣传他的关于“场论”的“革命性理论”。他以毛语录作为理论依据，批判物理学中关于“场”的理论，相对论也被批判为“没有跳出机械唯物论的泥坑”，完全违背了毛教导的“物质的矛盾运动规律”。
批判文章很快引起中科院革命委员会的重视。1968年3月，在革委会的支持下，中科院成立了“‘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就是毛的女婿孔令华。学习班提出要以毛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舍此，就不能把自然科学理论推上一个新阶段”。
6月，学习班印发了第一篇批判文章，题为《彻底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评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相对论的“罪行”如下：“相对论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根本违反了唯物辩证法，而且也没有得到实验的直接验证”……。为了增强说服力，此文引用了毛泽东和林彪的话来论证光速不变原理的“错误”。
此后，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在上海组织了对相对论的批判，称“爱因斯坦就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把相对论之类的反动理论打倒，什么新科学、新就是都是建立不起来的”。除此而外，批判首次对爱因斯坦进行了人身攻击，称他是“有奶便是娘，有钱就下跪”等等。
北京的中科院不甘落后，1968年8月，推出第二篇批判文章《相对论批判》（讨论稿）。该文提出了一个论据：如果按照相对论所说的那样，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1969年3月，在中苏边界上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我们说苏联开第一枪，苏联说我们开第一枪，事实上究竟哪一方开第一枪，就无法作出客观判断。此文一出，一些反对批判相对论的人也不敢做声了，因为谁出声，谁就是卖国贼。
两个月后，《相对论批判》终稿，并散发到全国各地，鼓励开展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群众运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建议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但遭到了一些科学家竺可桢、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等的反对。钱学森表示“鉴于爱因斯坦的工作有很重要的国际影响，恐怕我们应该对此事慎行”，吴有训则认为文章发表“将会成为一个笑柄”。发表一事不了了之。
1970年，针对爱因斯坦的批判主战场从北京转到了上海，成为姚文元直接领导下的“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的重要任务。批判运动持续到1976年，期间报纸杂志上发表了百余篇文章，基本都充满了革命的叫嚣。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人民日报》发文赞扬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被正式“平反”。1979年春，为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科学界人士在北京集会。一场闹剧终于落幕，但其背后的始作俑者中共今天仍在重复着类似的丑行。显然，要想杜绝这样的悲剧，解体中共是唯一的选择。
2016-0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