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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康:中共国真是一个精神病盲大国(附:儿子的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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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烨之死:天才神话下的性别暴力

顾城从肉体上消灭了谢烨,后人从舆论上抹去她。

【苏晓康按:张淑伶贴了这篇谢烨,我转给一些朋友,也觉得未见文字谈顾城的心理疾病,中国真是一个精神病盲大国,从领袖到名人,不知凡几。然后我才想起,多年前我在哪里写过一句“小木耳”,找出才知道在这里,《离魂历劫自序》中的一节,我丢了一个儿子。】

儿子的坟

那个冬天之后的春天里,我带着苏单驱车从医院去大学图书馆给他借书。他突然说:

“你说为什么有那么多小Baby?”

“哪里?”

“那个教堂旁边,你看,那么多很小很小的碑。”

“……”我朝右边匆匆扫了一眼,一块在美国小镇里常见的那种墓地,很触目的矗立着许多精致的小墓碑,可我立刻很惊讶苏单居然知道那是Baby的……!一刹那间,我便想起一些小生命来,如我失去的那个儿子、顾城杀妻后遗留在岛上的那个小木耳……。

我同傅莉结婚第二年,她便有了身孕。我们那时并不急于想要孩子,尤其她刚刚毕业,极想干儿科,却未遂愿,心里很不甘,还在四处奔走。怀孕起初几个月她没事人似的,只是嘴很刁,闻到邻居炖肉的香味,馋得出奇,我去一问,才知道人家炖的是野兔肉,她央求我去讨一点来给她尝尝,我说你不怕生个孩子是兔唇?她说顾不得啦。

五、六个月光景,她腰身显出来了,竟是大得异常,上了公共汽车,人家给她让座位,她居然坐不进去身子。我们这才有些犯疑,去看了产科,医生听听胎心音,也未觉异常。过几日医生忽说听不到了,再去又听到了,这就怪了,建议作透视检查。

我至今记得那一天。中午回家吃饭,进门傅莉就扑上来搂住我:

“你猜,是怎么回事?一对儿。”

“什么一对儿?”

“双胞胎!”

怪不得肚子大,我想。我也未觉太惊奇,因为这可能是我母系方面的遗传因素,我妈妈的妹妹,即我的三姨就有一对双生女儿。傅莉则认真准备起来,由她的姊妹们帮忙,婴儿服、小被小褥,都是成双成套的,我至今还记得她们选的那种红白相间的淡雅碎花布料。

临近分娩,又照了X光片,我看到那张底片上,两个硕大的头颅,都是朝下的,那彷佛是他们来到人世的第一张合影。傅莉终于进医院了,就是她实习过的那家省人民医院,好像有预感似的,她进去立即声明:我已经二十九岁,头胎就是双胎,我生不下来的,请给我剖腹产。可是那位产科医生就是不理睬她,硬说她怕疼,逼她自然分娩。

她被数度推进产房,又推出来。我在走廊里也可以听到她愤怒的责骂,但没人理她。她看见我时,哭着叫:“苏晓康,别听他们的,赶快找人去,孩子要给误啦……。”

傅莉真是孤苦无援。我被挡在产房外面,无计可施,但最要命的是,当时我丝毫没有劫难临头之感,像是目睹一个不相识的产妇在难产。直到那天——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七日——黄昏,护士发现破水了,傅莉妈妈赶来,请了一位退休的老助产师,才立即将傅莉送进手术室。

……我坐在手术室外的台阶上等着,见那门开了,两个护士一前一后走过来,两人怀里各抱着一个包袱,走在前面的那位,还低头瞅着包袱里的婴儿;后面那位,则是两眼直视前方,彷佛并没有什么在手中似的。我一迎上去便接获了噩耗;那护士微微躲闪了一下手中的包袱,冰冷的说:“只成了一个。”我只觉双腿一软,瘫在台阶上。

当傅莉和两个孩子陷于生死关头时,我是在局外浑然不觉的。我对他们那场生死搏斗无动于衷。直到死亡已经被判定,我才开始痛苦。我彷佛永远是一个只会吃后悔药的人。灾难前的麻木与灾难后的痛彻,总要加倍撕裂我。

那一个窒息了。剩下的这个,按出生顺序是弟弟。凄然于他与哥哥一道生而为人却孤单一人出世,取名苏单;却常常被人误写为“苏丹”,好像我们生了一个王子似的。

此刻我对活着的这一个说:死后有一块碑也不容易,你哥哥就没有。

“他在哪里,现在?”

我第一次跟他讲了埋他哥哥的事。

只有我见过那个儿子。十三年前,在妇产科的护士站,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躺在角落的一个纸盒子里,度过他出生后第一个孤零零的夜晚。一个护士搬过来那纸盒,打开,露出赤条条一个胎儿,他连包裹一丝布巾的权利都没有;虽然他妈妈已经为他准备好婴儿服和那红白相间的碎花布被褥。他很健壮,整整五磅重,同他的弟弟一丝不差,黝黑的头发覆在额头上,鬓角几乎拖到腮部,湿漉漉的,像是昨晚生死关头曾拼得满头大汗,一夜都没干透。我伸手触碰了一下那鬓角,软软的,却没有勇气去抱这一丝不挂的儿子。

几分钟后,我拎着这个纸盒,里面盛着他小小的遗体,站在医院大门口的时候,手里感觉到那个体重的份量好像还是有生命的,心里却是一种无比的孤单:哪里有一寸土地可以埋他呢?若不埋了他,照妇产科护士说的处理方式,是交给清洁工当垃圾扔了,或拿去作解剖用——那是中国大陆实行“一胎化”政策以后的通常现象,无数没有生育指标的产妇,会被强迫引产,流下来的胎儿都是这种结局。“我是不忍心,才告诉你……,瞧这孩子多好。”那护士刚才递给我纸盒时,悄悄对我说。

我的一个朋友赶来,他的意见是:埋儿子在一个你知道的地方,乃是日后无穷尽的痛苦。

“为什么?应该知道才对呀,像那个教堂边的小碑……。”苏单说。

我没有办法向他解释清楚中国是没有教堂的,虽然这种解释很勉强;我也对他说不清中国如今已是一个没有埋遗体之地的国度。我只告诉他,那天我和朋友一道,拎着那个纸盒,朝医院北面的郊区走去,走了很久,终于遇到一群农民。听我们讲了来意之后,一位老者站出来,说:

“双生是吗?那埋法是有讲究的,要放一根小木棍儿在他身旁……。”

“为什么?”我那朋友问。

“他一个人在地底下会孤单的,有个伴儿嘛,活着的那个也就不惦着他兄弟了。听我的,没错。”

我哭着把身上能掏出来的钱都给了他,放下纸盒,走了。

“他们肯定埋了我哥,你怎么知道呢?”而今苏单的逻辑完全是美国式的,似乎觉得我做得并不妥。

“他会在哪里呢,你觉得?”我问。

“我觉得他还活着。我的感觉上他存在着。”苏单说。

他俩是单卵双胎,不仅长相一模一样,或许互相有神秘的心理感应也未可知。然而对于我来说,这个儿子一直还在世上,只是不知道他在哪里是我同他分手时留下的一个无尽的遗憾。这遗憾存留在心底有时会是对一个生命牵挂的某种温馨,有时又是不敢恋栈于此情之中的另一种隐痛。无缘跟他同享天伦之乐的苦楚,恰好是靠这幻觉似的可遇不可求来代尝着的。他离去的很多年里,我骑着自行车,朝着那医院北方的农村,神情恍惚地不知跑了多少趟。我有时觉得总能找到一个小小的坟头,在那下面埋着我的这个儿子;有时却希望晨曦里偶遇路旁在尘埃里拾牛粪的一个村童就是他……。

一九八五年我调到北京工作,要离开河南了。苏单已经四岁,傅莉要我带他一道走,到北京送幼儿园。

临走前的一个早晨,我又独自悄悄走了一趟那寻觅儿子的郊区小路,是去同他告别的。我同这片中州古地的关系,只剩下这一丝是永远切不断的,日后只有魂系梦中了……。两年后我写了《河殇》。闹过这场轩然大波很久之后,才忽然想起,用《河殇》这个片名时,我竟压根儿没有想到我那没坟的儿子,而我对“殇”字的解释,从来只用一义:夭折而未进祖坟的孩子。

责任编辑: 李广松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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