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未乱蜀先乱”，辛亥革命推翻大清王朝，首义成功在湖北武昌，革命导火索却是四川保路运动。此前革命党人曾发动过大小百余次起义，均告失败，孙中山曾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
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提出“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1904年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又改为商办，1909年宜昌至万县段开工。与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铁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随粮强制征收，值百抽三，相当于政府摊派集资。就股权而言，川人无分贫富贵贱，都与这条铁路利益攸关。
1911年5月，在新任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力主下，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以两湖厘金盐税担保，借款600万英镑。规定两路聘用外国总工程师，四国银团享有修筑权及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
当时两路均已发生巨额亏损，竣工遥遥无期。政府以国家股票赎回了湖北、湖南、广东的商股。因各省商股亏损程度不同，故在赎回时的待遇也不同，两湖最优，广东次之，商民虽有抗议，风潮很快平息。但四川的1400万两股金中，有300万两亏空，系因川路公司经理参与墨西哥橡胶股票投机造成，政府不予认可。一场路权风暴由此爆发。
铁路国有化，列国不乏先例，铁路民营也确实存在资金不足、管理不善等弊端。但朝廷朝令夕改，在官办民办之间来回切换，川省铁路股份中又有很大比例来自下层民众，既不能退回股金，换股条件又低于其他省份，难免激起民愤。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奏请朝廷暂缓接收川汉铁路，却遭到朝廷申斥，不久去职。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派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提出“破约保路”口号，分路讲演宣传保路，并推举代表赴京请愿。全川各地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数十万。
8月5日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后，原先的“文明争路”逐渐转向激烈抗争，出现了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进入9月后，更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清廷的压力下，于9月7日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下令开枪镇压，死难三十余人，形势一发不可收拾。
“成都血案”后，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组成同志军，围攻省城。各州县同志军纷纷起兵，彝、藏、羌等少数民族也聚众起义。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在荣县宣布独立。川省形势全面失控，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首义成功。11月27日，入川鄂军在资中反正，端方被杀；同日赵尔丰被迫交出政权，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12月22日，赵尔丰在成都被杀。
盛宣怀是近代影响巨大的实业领袖，于政商两界长期左右逢源；端方、赵尔丰也都是清廷中的“新派”能臣，其识见远非颟顸的守旧官僚可比；这些体制内新锐人物及各省的立宪派士绅，推动着清末的“预备立宪”潮流，与同盟会为首的革命派展开竞争。
1911年5月在立宪运动压力下成立的“皇族内阁”，再度印证了清王朝是一个自私的“部族政权”（钱穆先生语）：十三位阁员中，有满洲贵族九人，汉族官僚仅四人，而贵族中皇族又占七人。这套人事格局，令立宪派和北洋将领相率离心离德。身处风雨飘摇的末世，以摄政王为首的“天潢贵胄”们，完全丧失了政治现实感和判断力，以为靠铁腕就能维持祖传特权，越发认定自己的子弟可靠；而越是紧抓权力的稻草，灭顶也来得越快。
“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是老大帝国的一贯做派。在民族主义大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虽不无经济依据，却更有出卖路权、与民争利之嫌。“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当经济维权事件演变为官民间的大规模群体对抗，引燃了革命的导火索，体制内革新派精英也难逃玉石俱焚的下场。
中国长期处于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之下，市民社会成长缓慢。中国帝王与欧洲君主的不同之处，是从来不尊重私有财产，不仅征税抽捐从来没商量，抄家也是想抄就抄。近代商品经济逐渐发达之后，这套予取予求的统治模式，与国人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发生了冲突；失去弹性的政治体制，最终令革命在与改良的赛跑中一举夺标。
铁路于1865年引入中国时，就被守旧大臣视为“震动先帝陵寝，于庙堂不利”的怪物。四十六年后，这怪物果然断了大清朝的龙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