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创刋不足一年半的市级机关报，竟抓了12名右派，占全报社50名采编人员百分之二十以上。说话是右派，不说话也是右派；拥护运动是右派，不拥护运动也是右派，反正你就是右派。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要想不当右派闭嘴也不行，只能去当咬人的狗。
在劫难逃
“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
中国民间有這样一个传說：唐末，皇帝昏庸无道，贪官污吏横行，诸候拥兵自重，天下大乱。落榜状元黄巢，得仙人指点，说他面相极贵，有九五之尊，将来定是南面称孤之人。赐天剑一把，叫他日夜演习，到功夫成就，须把天下作恶的八百万人杀绝。黄巢来到一座深山寺庙，日夜苦练本领，所有吃住全由寺庙主持老和尚惮空负责。大约苦练三年后，己完成神仙剑术九九八十一功，能百步斩敌首级如探囊取物。按照仙人规定日期，立马准备举事。在举事前一夜他向主持老和尚惮空说：“师父，三年来感谢你对我的关照，明天我就要替天行道，兴兵举事开刀杀人。你和庙里僧众，都得去躲一躲。你是知道的，开刀日，我会见人就杀，不分好坏亲疏。今夜我先告知，也是我对你的报答。”惮空立即将黄巢话告诉僧众，第二天一早，大家便跑到远远的地方躲起来。惮空是主持，安排好大家后，便寻到山门前一棵千年老树，见此树枝茂叶密，有一线空心，便钻将进去，藏躲在里面。到了举事时辰，黄巢提剑四处觅人，不见踪影，便来到庙外古树前向天地稟告：“苍天在上，今日乃我黄巢举事之日，寻遍四周不见人影，只好拿此树祭剑。”话毕，举剑一挥，千年古树立刻劈为两段，惮空血头却滚将在地。他失色大呼曰：“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
1957年毛泽东一手策划发动的“反右”斗争，大概我也属于“在劫难逃”的一个。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斗争正式在全国登场。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以及费孝通、钱伟长等，一个一个被揪出来定为右派分子；接着文艺界的冯雪峰、丁玲、陈企霞、秦兆阳等。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自已会成为右派，更未意识到全国50多万知识精英会成为右派，私下和妻子说：“這些对革命有功的人，怎么会去反对共产党呢？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长篇小说，还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呀！”妻子紧紧地搂着孩子说：“我也搞不清楚，毛主席是怎么想的，不知右派今后的命运怎样？”我平静一笑，无所谓地说：“有什么怎样？运动不就一阵风，完了就完了。”妻子想了多一阵道：“但愿如此。你不要忘了，孩子满半岁时照像的事啊！”我抱过孩子亲了亲：“乖乖，爸爸忘不了。”
反右烽火如火如荼，报社渐渐开始紧张起来。突破口是文教组的记者梁正兴。他是四川日报社调来的，瘦高个儿，戴副眼镜，平时少有接触。他的女朋友工作在雅安地委宣传部，两地相思,书信频频。谈爱情就谈爱情，此兄却将政治掺合进去。他不同意中央把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丁玲、冯雪峰等人划为右派，认为这是以言治罪，剿杀对民主革命有贡献的人，是专制独裁行为。他的女朋友从“革命大局”出发，把这些信件寄给了报社党组织。党组织加上按语，又将它贴墙公布。于是群情激愤，梁正兴被揪了出来。不几天又有一位中学女生来信检举他，说他借采访和她讲恋爱，现在突然变心不理睬她，请报社领导给予帮助。报社为了弄清问题，立即派出一个姓杨、一个姓彭的記者去调查了解此事。很快查清问题，他己和那个女学生睡了觉。梁正兴的问题立刻上升为奸污少女的刑事犯罪，很快整成材料上报。五天后，报社在川报大礼堂召开公捕大会。为了起到教育打击的作用，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那天川报员工也全体参加。三四百人坐在一起，神态严肃，同仇敌忾，当党办主任阎凯宣布完梁正兴罪恶事实，两位头戴钢盔的警察，甩着手走着正步来到主席台，然后取出副锃亮的手铐，咔嚓一声，把梁正兴两手铐在一起，押了下去。接着是参会人员表态，当然均是事先布置好的极积分子，内容不外乎是“感谢党、感谢政府，为民除害”之类的套词。后来，听说梁以思想反动和奸污少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一直未予“平反”。另一件事更使我震惊，成都建国中学党总支书部记兼校长潘清雍，土改时我们在一个工作組，被该校右派体育教师×××行凶砍伤，不久这个教师即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毙掉。我听到这消息后打电话去慰问潘清雍，但电话里传来老朋友的声音不太友善，他这样提醒我：“小黄，要认请形势，主动向组织交待自己的问题。”听后，我有点莫名奇妙：“我有什么问题？”23年后我“改正”归来去看望他，才告我：“市委宣传部在我去电话前的三天，就己经找他了解我的言行。”他只说我“骄傲狂妄，目中无人”，未想到会把我打成“大右派分子”，因为他毕竟了解我：“一个学徒娃娃反什么党呵？”
这个时候我没有任何预感自已会被划起为右派，而且会是个大右派！一是认为自已出身好，热爱党和毛主席；二是认为自已没有右派言论，对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的言论并不苟同；三是自已还参予了对冯元春的批判斗争大会。
中国的事情说变就变。1957年7月6日，中共成都市委派出以副书长张静之先生为首的反右工作组，带领五个干员进驻报社。张是个大麻子，山西人，官运不佳，传说他曾是国民党还乡团的成员，肃反中被审查过几天。1951年当过我们土改团的副团长，他知道我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工农干部，有过短暂的接触，对我印象不错。但“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竟是他手下第一个猎物。很快报社走道、窗口、楼梯，架起了扩音器，成天不停地叫喊：“揪出大右派黄泽荣（晓枫）！”“剥下他工人伪装的画皮!”“黄泽荣（晓枫）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了三支毒箭！”（所谓毒箭就是我所写的三篇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向党反映》、《上北京》）。
不到半天时间，全报社的过道、走廊、楼梯口，只要是空余的地方全是丑化我的大字报、漫画。这些大字报、漫画，用词之恶毒，选句之下流，歪曲事实之荒诞，纵是戈培尔先生也望尘莫及。不过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执政者尽皆视为“精品”，就象中国人先初把西方避孕套当成气球吹玩一样。
我是个天生的不怕权、不怕势的人，一辈子认定事实与死理，不是就是不是。在一次报社召开全体编采人员的定性大会上，不少事先布置的极积份子们，大声叫我站出来，交待检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不仅不检查交待，还质问那些极积分子：“我反了什么党？你们这些地主、资本家出身的少爷、小姐，才是真正反党的右派分子！”气得这些人拍桌大喊大叫大骂：“你为什么要写反党小说？你早就背叛工人阶级了。”我说：“是党提倡干预生活！既然是反党，《草地》为什么要发表它？”打手们底气不足，占不了辩论上风，气得干吼，会场一片混乱。在这个时候编委王畋（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知识分子，四川日报调来的老报人），突然把桌一拍，挺身而立道：“吵什么？你们说小黄是右派，我是五人领导小组的，还没举手同意。”会议嘎然而止。
想不到两个小时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出来：“王畋老右派！”“决不准许王畋包庇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王畋必须向党低头认罪，交待自已反党罪行！”“……”此后，他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从行政十五级降为十九级。最后，送到草堂寺去终身相伴“老杜”，一生未娶，直到寿终正寝。
五人领导小组铁定我为右派分子后，不再处理稿件，每天上班一人坐在办公桌前面壁反省，没人与我说话，没人与我亲善，昨日朋友皆成路人，都是一双双仇恨的眼晴瞪着我，好似借了他们谷子还了糠。组长肖青再没笑脸，恨恨的好象我挖了她的祖坟。胡克由这个《工商导报》的留用人员，过去对我毕恭毕敬，总是小黄前小黄后笑咪咪地叫个不停，现在却要我打扫清洁卫生了。陈泽昆、杨蓓、邱乾坤三人虽不和我交谈，却以眼神问候。不几天美术组的谭大同悄悄告我说：“小黄，市上要开你的斗争大会，势头有点凶，我建议你跑出去躲几天。”平时我和他来往不多，想不到此时却冒着风险透露消息，暗中为我出谋划策。
那天下班回到家里，妻子见我脸色不好，便哄着襁褓中孩子说：“乖，快向爸爸笑一个”。半岁该子己咿呀能语，见着我小脸蛋绽成一朵花，张着手要我抱。我黙黙地把孩子抱在手中，说不出是高兴还是凄凉，为了掩饰内心的忐忑与不安，久久地吻着孩子，待情绪稍稍安定后，才将此亊告诉妻子。妻听后，为我壮胆说：“跑什么？又没有杀人放火，未必说你反党就反党，斗争会也得讲理呀！”我笑笑硬挺道：“不跑！不跑！”心里却在说：我是吃运动饭长大的，要斗争你有什么理不理？不过当时任何一个人，都对反右斗争严重性认识不足，以为和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一样，过上三、五个月，就万事大吉。谁知毛泽东早己成竹在胸，决心要把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赶尽杀绝啊！
千人斗争我的大会
1957年7月19日早晨，我起床洗漱完毕，第一件事就是去街头一家鲜奶店，给女儿取牛奶。当我一跨出房门，报社两个反右极积分子就跟上我。此两人就是调查核实梁正兴案的杨、彭两人，尽管长期来他们写不出消息、通讯，可追踪盯梢、检举揭发却很在行。我心里咯噔一下，准备甩掉他们一走了之，但想到头一天晚上，已向妻说过“不跑”的话，便打消了念头。到了牛奶店，我故意闪进路边公厕，急得杨、彭两人一头大汗，象苍蝇样满街乱窜。我心里好笑，暗暗骂：“你们也想盯梢？两个笨蛋！”
我取完牛奶回到家，不慌不忙地吃罢继母给我作的早点汤圆，然后骑上自行车，穿街走巷，从从容容向报社飞驰而去。进了报社大门，我架上车，沿着之字拐的铁楼梯爬上二搂，阎凯即将我叫到办公室，向我作思想安定工作。他开门见山说：“小黄，今天市上要开你的批斗会，有不少领导在场，你可要冷静啊！一定要好好接受大家批判。我希望你要向党低头认罪，千万不要耍牛脾气，切不可冲动。只要你能好好承认错误，今后仍是好同志。”我无表情地点头，然后下得楼梯，跟着全报社人排队结合，向总府街省府礼堂走去。
省府大礼堂，解放前叫紫罗兰花园，是当时黄金和外币市场。中共掌權後，一段时间叫“五一茶社”，因公开播放美国之音，被取缔收归囯家，经过投资改建后，成为今天的省委招待所，作为接待外宾和重要人物之用（现更名为假日皇冠酒店）。记得，在三个月前，开完全囯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著名作家巴金和浙江省副省长宋云彬，来成都视察就住在这里。当时我和杨蓓姐来此采访巴金先生。那是上午九点，我们按预约的时间来到这里，看见巴金先生穿著厚厚的呢大衣、头戴鸭舌帽，拿着哥德原著，在走廊上走去走来地背诵。我第一印象是：巴金真勤奋。他中等个儿，大头大脸阔嘴巴，说话略带口吃，有点像《家》中的覚慧。我们坐在招待所一间小会议室里，漫无边际的闲聊，巴山蜀水，成都变迁，风味小吃，街道今夕，朝鲜战争以及他新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上甘岭战役》。他很健谈，问什么回答什么，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突然，我提出一个十分怪异的話题问：“巴老，你解放前写了那么多有名的长篇，什么《灭亡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怎么现在一曲也不曲，见不到你的长篇了呢？”巴金一下愣了，一双犀利的大眼晴在我身上扫视一遍，然后不经意的笑笑说：“生活是文学作品的创作源泉，我熟习旧社会的人和事，对解放后的人和事还陌生不熟悉，我正在积累体验新的生活，但是……”他嘎然止住了话头，换成另个题目：“成都不错，变化真大，怎么也找不到儿时记忆了？听说，我老家那幢院子，是什么文工团了？”杨蓓姐回道：“叫战旗文工团，成都军区的。”巴老“哦”了声，再没说什么。短暂的记者职业使我变得十分敏感，觉得巴金先生心中有许多难言之隐。后来我和杨蓓合写了巴金的采访记：《故里风光说变迁》，但文章平平，与采访实情大相径庭。后来杨蓓姐提醒我说：“小黄，采访不能那么逼人，这样别人会怕记者。”我天真直率一笑，算是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