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华人：摇摆州小镇华裔女主席＊阿波罗新闻网

在科罗拉多州生活了二十年的中国女子唐百合（莉莉·唐·威廉姆斯）去年搬到了另一个摇摆州——新罕布什尔。图为她在科州最后一次参加选举。（受访人提供）

“好勒！整好！太棒了！”威廉姆斯太太说着，拍了拍手。她小小的个子，一张中国人的脸，正抬着脸向上看。在她前面是一座红色的三层小楼，丈夫约翰正和另外一个朋友站在梯子上，把一条长10尺宽2尺的横幅挂在侧墙上。

莉莉和大家精心制作、花了两个半小时挂上去的挺川横幅。（受访者提供）

横幅的中间部分由一个美国的白头鹰和“挺川”（For Trump）两个字组成，上端还有一行白色的大字“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s）。

此时正是2020年美国大选前的10月初的一天，威廉姆斯夫妇到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市找地方悬挂挺川横幅。他们专门挑选了这个显眼的地点，得到了大楼主人的许可，和朋友花了两个半小时才挂上了这条大横幅。

想着明天天亮之后，整个城市就能看到他们——大选中的摇摆州之一的新罕布什尔州最大的少数族裔——主要由华人和越南人组成的亚裔美国人社区的心声，威廉姆斯太太的心情别提多舒畅了。工作完毕，夫妇俩也不耽搁，趁着夜色开车赶回威尔（Weare）镇的家中。

“再也不想做奴隶了！”

威廉姆斯太太的全名叫莉莉·唐·威廉姆斯（Lily Tang Willims），中文唐百合。她和丈夫去年11月才从科罗拉多州搬到这里。搬到这里之后，莉莉发现这里连个共和党的委员会都没有，就问上级县的委员会主席，主席说“我就委派你做主席吧”。就这样，在今年五月，莉莉成了这个九千人口小镇的共和党主席。

把家搬到新罕布什尔州是莉莉自己先做的决定，因为她喜欢这里的优美风光和纯朴民风，更因为这个州有一个口号：“要么自由要么死！”（Live Free Or Die）。

莉莉说她太喜欢这句话了，她是个生性自由的人。在过去的三年中，她去过美国很多州，给各地的年轻人讲她在中国大陆经历的社会主义的种种生活，让他们珍惜美国的自由生活。她总说“我过去当过‘奴隶’，我今后再也不想做奴隶了！”

莉莉的兴奋没有持续太久。仅仅在几天之后，他们挂在全州各地的横幅都被人破坏掉了，有的被涂抹上骂人的话，有的被扯下来撕碎扔在地上。还有人爬到高处，在他们的红色横幅上用黑笔写上了“纳粹”这个字。莉莉得知消息后顿时火冒三丈，只感觉周身的血液一个劲儿地往脑子上涌。

被人破坏撕碎的挺川横幅。（受访者提供）

“谁是纳粹？！”莉莉冲着丈夫大喊，仿佛约翰是破坏她横幅的人，“我们只是一群新公民，我们只是想表达自己的声音！”

这是莉莉来美三十二年、多年从事政治活动以来，第一次生这么大的气，发这么大的火。

“不行，你得马上给我录一段视频，我一定要在YouTube上发出去！让全美国的中国人、全体美国人都看看：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干的事情！”

“冷静，冷静！”约翰劝她，“你冷静下来我再给你录像。”

“好吧。”莉莉答应了，经过再三努力，终于把怒火压了下去。她走出家门，找了一处灌木丛，又立起来同样的一条横幅，面对着镜头，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我叫莉莉·唐·威廉姆斯，我在共产主义中国生活过24年，为了我的美国梦来到美国，我和丈夫去年十一月搬到新罕布什尔州。我们最近组织了一个活动，我们这些来自中国、越南、台湾、香港和泰国的人，回忆了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恐怖生活，我们热爱美国，我们要让我们的美国梦在我们的孩子中延续下去。所以我们筹款制作了这些标语，不幸的是我们的标语被破坏了。……这是对民主的尊重吗？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尊重你们的声音，你们为什么不能尊重我们的？！……

“我们不能沉默，我们如果沉默，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就要碾压过来了，我们的美国梦就没有了！”

她先用英语说，然后转成中文。“如果你是中国人，希望你好好看一下，今年这个选年非常重要，希望你能够投川普总统的票，因为民主党已经不代表民主，不代表自由了！”

参选联邦参议员的大陆女子

莉莉是1988年来美的留学生，2013年发生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件事情促使她走上了参政道路。当时他们州的民主党人要立法控枪，这件事激怒了她。虽然她自己没有枪，但是她感觉她的权利受到了侵犯。

“宪法第二修正案给我们拥枪的权利，我们依靠这个权利保护自己。我自己对枪不感兴趣，但是我先生他们全家都是第二修正案的支持者。”莉莉说，她第一次拿枪的时候不懂规矩，竟把枪口指着别人。“后来我学会使枪之后，我感觉到自己很有力量，觉得自己能保护自己了。”

而现在科州却要立法控枪，有一条是，即使有执照也不能在学校里拥枪。“我真吓坏了，我女儿以后上大学，如果不能带枪，那碰到犯罪分子怎么办？”莉莉说，她当时就想立即搬家，不在这个州住了。

虽然后来科州没有通过校园禁止持枪这个法案，但是还是把原来法定的30发子弹变成了10发。莉莉为表达反对意见，赶在法律生效之前去买了杆AR-15半自动步枪。她穿上儿子的空军军裤，持枪在美国国旗前照了一张照片，发到了网上。

莉莉的AR15持枪照。（受访者提供）

“如果你们相信政府控制你的枪可以保护你的生命的话，你就太天真了。”她在照片的配文中写道，“世界上所有的大规模杀人都是极权政府干的。在我的家乡中国，1989年，成千上万的学生就是被自己的政府在天安门广场屠杀的。我多希望我的同袍们那时候像我现在一样有一把枪啊。”

告诉美国：社会主义什么样

她说：“我是一个中国移民，选择做了美国公民。我以前曾经是一个奴隶，我永远不想再当一个奴隶了。我会永远拿着我的AR站着，无论我的总统用他的笔签署什么。”

莉莉开始到处去参加活动，讲述她的故事，以及她为什么提倡宪法保障的个人权利；同时宣传她的反共、反对大政府的主张。她的那篇“自由人才有枪，没枪无法保护自己、无法反抗暴君”的演讲让她一战成名。

莉莉在过去几年一直四处演讲，告诉美国人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受访者提供）

莉莉发现，美国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值得她不远万里奔来的自由社会了，美国已经越来越倾向社会主义。所以从几年前开始，她决定从政，用自己的力量去做出改变。

可是，参加哪个政党呢？莉莉不喜欢控枪的民主党，也不喜欢当时的共和党。

“我原来是共和党，但是我看到布什要禁止银行破产，用纳税人的钱注入银行——这不是和民主党一样吗？布什还说什么资本主义不是完美的，是失败的……”莉莉说，她因此不喜欢布什的共和党了，“另外，我对政府控制教育也不满——我感觉这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其实都是一个党，我就退出共和党了。”

这时约翰给她推荐了美国的第三大党“自由人士党”，说这个党和她的理念很一致，主张个人自由与小政府，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于是，莉莉就加入了自由人士党。她到处去演讲，人们一般只给她两分钟，她从不害怕，上来就说。讲她的过去，讲现在的美国和她的担心。自由党内的人非常喜欢她，人们把她的演讲放到网上去流传。

2014年，竞选州众议员的时候，自由人士党的人找到她，对她说：“莉莉，我们需要你去参选。”

她说：“我不行，我是外国人，我英语不好……”其他人却说：“我们不在乎这些，我们就是信任你，我们需要你去竞选。”

看到人们对保护自由的迫切愿望，莉莉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她很认真地参加竞选、去开会，到处跟人们讲她自己的故事和经历。

“我来自中国大陆，我很担心美国，美国正在走向社会主义……”往往莉莉刚一开口，台下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最后，莉莉的名字作为自由人士党的州众议员候选人放在了选票上，她拿到了7%的选票。

莉莉在演讲中。（受访人提供）

“这是我第一次参选，没想到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还拿了这么多选票。”莉莉说，“这让我感到参选从政是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把你的政治理念和故事讲出去，会有很多人欣赏你。”

不让美国走向社会主义

同时，随着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深入了解，莉莉真的越来越害怕，因为当她了解了美国的政府和司法法院体系都在干着什么事情以后，她发现美国真的正在走向社会主义。这让她这个从社会主义中国逃离的人感到一种责任感，那就是，她一定要阻止美国滑下去。

2015年莉莉竞选当上了科州自由人士党的主席。2016年她辞掉了党主席的位子，开始了竞选美国联邦参议员的活动。虽然认识她的人很少，民主党和共和党也都排斥她，不与她辩论。到后来她只参加了一个辩论会，可是就这一次辩论就让她名声大振。

莉莉在2014年竞选国会参议员的辩论会上。（受访者提供）

莉莉在她的辩论会上说，26年前她向往自由来到美国，而现在的联邦政府已经越来越侵入个人的生活，比如将近20兆美元的外债，需要子子孙孙偿还；又比如“共同核心”的教育体制让家长越来越失去对孩子的控制；还比如政府已经被利益集团的游说机构收买，根本不听民众的声音……

“大政府行不通，而且是危险的，因为它让人使用强权，它吸引的都是那些喜欢权力的人……我真的不希望看到这个我热爱的国家越来越变成我离开的那个国家的样子，我不希望为我孩子的前途担忧。”莉莉说。

莉莉的身旁就站着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现在的国会参议员班耐特（Michael Bennett）和共和党候选人格林（Darryl Glenn）。

“我要去华盛顿阻止这种疯狂，我不会被特殊利益集团收买！相信我，我会成为一个斗士，为你们的自由而战！”莉莉大声喊着，站在舞台上，像个强有力的男人一样用力挥舞着双臂，台下掌声雷动。

那场辩论会受到广泛的报导，让科州的人认识了这名中国女子。人们说她的演讲激动人心，说她是“二十多年来科罗拉多州第一个与民主党和共和党同台答辩的自由人士党的人，而且是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女候选人”，甚至可能还是“中国大陆来的移民中第一个成为联邦参议员候选人的人”。

在那次竞选中，虽然莉莉没有成功当选联邦参议员，但是她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而且，她代表的自由人士党的注册选民只有三万人，她最后却拿到了近10万的选票，也就是说，她实际上征服了很多其它党派的选民。

莉莉坚定了自己今后要从事的政治事业。她仔细分析了一下自己的实际情况，最后决定到新罕布什尔州发展。

“我发现这个州的宪法很好，州政府是号称全世界第三大的‘人民的政府’。”她说出来此的理由，这个州的参、众两个议会席位非常多，130万的人口众议员就有400个席位；而且议员没有工资，完全是为人民服务，莉莉很喜欢他们这个制度。

莉莉说，这意味着每一个小城镇的人都有自己的声音，当地人民制定政府预算，和科州差别很大。她对约翰说：“这个州有希望，权利在人民的手里，不需要制定任期，自己没有钱就做不了议员。”

后来，因为孩子上学和丈夫工作的问题，他们一直拖到2019年年底才离开科州，在威尔这个共和党小镇买了座房子，把家搬到了新罕布什尔州。莉莉到这里就重新登记注册了共和党，并成了党主席。在今年的大选年，因为身处一个摇摆州，莉莉又组织亚裔人，热情地投入到挺川的活动中。

莉莉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新家。（受访者提供）

从2013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莉莉说，她在参政从政的道路上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工作，她其实就是一直在讲述她自己的故事和她心里的话。她总说：“我不是一个政客，我讲的话不是准备出来的，而是直接从我心里发出来的。”

二十年才清醒的自由女孩

莉莉的故事是由那些经过岁月河流的冲刷后保存在记忆中的一个个镜头组成的。第一个镜头就是成都一个八个家庭共同使用一个厕所的大院子，她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1964年，唐百合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普通的工人家。父母都没有文化，父亲是工人，性格火爆，母亲因为出生时早产，身体一直羸弱，受人欺负；曾经为了几块钱的工资给共产党的干部下跪，这都给小百合留下了屈辱和愤怒的记忆。

小时候百合的家里很穷，那时候买肉、买粮食都得用肉票和粮票去买，家里每月只有2斤半的肉和蛋的供应。她记得那时油水不够，肚子天天咕咕叫，她还吃过外婆和舅舅他们抓来的耗子，不过只有一次，因为连耗子都被人抓光吃掉了。

特别是那个只是在地上挖个洞的八个家庭共用的厕所给百合的印象太深太可怕，以至于后来当她在美国买房子的时候，她对丈夫和三个孩子说：“就找厕所多的房子，厕所越多越好！”

百合从小学习就好，十六岁在高中读书时是班长。有一天，她代表全班同学去看望一位生病的老师，她奇怪老师的身体为什么这么弱。那位五十年代毕业的老师对百合说了一番话，让她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些话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她大学里的专业选择以及出国的决定。

少年时在成都上学的莉莉。（受访者提供）

老师说，他们当年的大学生都热爱国家，热爱共产党，所以当共产党问他们“1949年建国以后，你们觉得我们做得怎么样”的时候，学生们就毫不犹豫地给党反馈了各自的意见。结果，学生们一个个都上了共产党的黑名单，被共产党送去劳改。

“我的身体就是在劳改农场搞垮的。”老师说，又说了一句话，“我们国家是一个人治的国家，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你的命运是和你的领导有直接关系的。”

从那时起，“法治”这个词就留在了百合的脑海中，她觉得有“法治”多好啊，可以“保护百姓”，可以“人人平等”。从那时起百合心里树立了一个目标：上中国最好的大学学法律。

第二年，十七岁的百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的法律系，她是四川省被录取的三个学生之一。

但是刚进大学，她就听上课的老师说：“法律是什么？法律是统治阶级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百合听到这句话，心里一下子冷了下来。她想：“法律不是用来保护人民的吗？”她原来以为，中国已经从文革个人崇拜中走出来了，她可以上大学追求她的“法治”理想了，却又陷入了“人治”的陷阱。“我的法治梦还能实现吗？”

百合从此不爱学习了，成了一个叛逆的女大学生。她不是逃课就是和老师辩论，要么就是去跳舞。大三的一天，她在校园里认识了一个美国留学生，给她看了一个文件，叫做《独立宣言》。百合从里面第一次看到了“个人权利”这个词。

她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什么叫个人权利？不是只有工人权利、农民权利什么的集体权利吗？个人还有权利？”那时候去留学生宿舍需要在门卫登记的，她本来已经走出宿舍楼了，但是她太想了解那本《独立宣言》和“个人权利”了，她就折返回来，躲开门卫老太太悄悄溜进了留学生宿舍。

从那一天起，她的心中就种下了一个“美国”的概念——美国是一个自由、法治的国家，在那里，人民的权利受宪法保护，而且，她第一次得知——“我们的权利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不是政府给的”。

于是，百合就把心中那个“法治”的梦想寄托在了“美国”身上，她想：“哪一天我要是能出国，我就要去美国！”

毕业以后，百合如愿以偿地留在了上海，一面在大学教书，一面给大公司做法律咨询。那时中国正在改革开放，很多法律都不健全，百合就帮助一些大公司重新建立新的经济法、国际贸易法等法律，这些工作让刚出大学校门的百合感到“激动人心”。

但是，慢慢地，现实让她感到失望。首先，学校里规定，法律系的老师都必须入党；而且，学校党支部和领导们严密监视着年轻老师的行为，甚至不放过他们的私生活，什么都需要向党汇报，这让百合很郁闷。

“我的脑子已经被人打开了，关不住了，你要我还在那里一天到晚给党唱赞歌，我唱不下去了！而且我对共产党的政策也不支持。”百合说，她觉得在中共的一党专制下很难实现她对自由和法治的追求，她就动了来美国的念头。

百合考了托福，还找到了一个愿意资助她的美国人。但是，她在来美的路上受到了种种阻挠，光护照就申请了七次。每次都有人问她“为什么不爱国”。那段时间她焦躁不安，生怕走不了。经过各种考验和审查后，又去美国使馆两次才拿到签证。终于，在1988年5月的一天，她身上揣着借来的100美元，离开上海，乘飞机抵达美国，到德州州立大学的社会工作系读行政管理研究生。

刚抵达美国的23岁的莉莉。（受访者提供）

百合到达美国的第一天，命运就给她安排了未来的婚姻。原来，她的资助人与接收她的社工系主任是邻居，在她刚下飞机，她的担保人就不顾她那张因晕机十几个小时而变得焦黄的脸，把她拉到邻居家里。

打开房门后，百合见到了手里拿着一朵红色的玫瑰花的女老师，对她说：“Lily，欢迎你到奥斯汀！”然后老师转过身，介绍站在她身后的人说：“这是我的大儿子，约翰。”

就这样，被用英语叫成“莉莉”的百合和她未来的丈夫见面了。“他当时又高又帅，眼睛蓝蓝的，像外星人一样。”莉莉回忆说。

第二天约翰就带莉莉去校园参观，去看恐龙博物馆。可怜的莉莉正在倒时差，英语又听不懂，就要求回家睡觉去。“约翰非常友好，他知道我英语不好，就耐心地把生词都给我写下来，我就用口袋里的小字典去查。”

约翰在另外一个学校读物理博士，莉莉和他妈妈每天去同一个学校，所以莉莉很快和约翰一家熟悉起来。不久两个年轻人就开始约会了。1990年5月，在莉莉来美整两年的时候，她和约翰登记结婚了。他们有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这么多年来从德州先搬到怀俄明州，又从那里搬到科罗拉多，在科州刚住两年，又随约翰去香港工作两年，之后又回到科州，一住就是二十年，直到去年十一月搬到新罕布什尔州。

莉莉1990年和老师的儿子约翰结了婚。（受访者提供）

在来美国头一个十年里，即使有了孩子以后，莉莉还时不时地做一些恶梦。在梦中，她总是在为来美国而奔走，可总是来不了。她就在地上挖一个洞，洞下面就是太平洋，她化做一条美人鱼，跳进洞里想游向美国，但最后都是被困在了里面，怎么也钻不出来。

每次莉莉都是汗淋淋地从噩梦中醒来，看到身边的丈夫后，才意识到她已经身在美国了，她就对约翰说，“谢天谢地，我已经在美国了！”

学心理学的女儿告诉她，这是因为她在中国压抑生活造成那个的。“我二十四岁之前一直不开心，最后都得了抑郁症。可我在中国不是黑五类或者法轮功这样的中共的敌人呢，我还是个‘红孩子’呢，只是因为我认识到了，共产党一党专制这条道是走不通的，我想要到自由的社会，那种迫切的愿望和受到的种种阻拦，就形成了这种噩梦一直跟着我——可想而知共产党的社会对我的一生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

2000年，莉莉的一个经理工作被炒掉了，她失业在家没事干，约翰就给她推荐了一些书看。有中国近代史，有自由经济理论，有乔治·奥威尔的书。莉莉是用英文读到三年大饥荒的真相的。

有时候她不相信书中说的是真的，同时又感到气愤，只能跟约翰吵架。看到自己的家乡四川在毛泽东造成的三年大饥荒中饿死人，人们甚至易子而食时，莉莉伤心地哭泣。

“在国内大家都说‘三年自然灾害’，到美国我才知道那都是谎言！那是共产党、毛泽东制造的人祸！原来我一生听到的都是谎言！”莉莉说，她原来在国内对共产党只有本能的反感，愤怒，但是她不知道真相。即使1989年她在电视上看到共产党的军队进入天安门杀人时，她也没有明白真相，后来看到中共的“改革开放”，更让她受骗、糊涂，她也没有像很多中国人那样对共产党绝望。

一直到2008年，当莉莉了解了所有真相，并对比了她在美国亲身经历的二十年生活后，她才完全认清了共产党——原来这是一个一直对中国人民撒谎、洗脑、迫害、镇压的恶魔。

“我是经过二十年的了解、认识与对比，在一个热爱自由的美国丈夫的帮助下才清醒过来的，这时我才全面彻底地否定了共产党，我知道如果让共产党继续统治下去，那才是中国人民的灾难。”

莉莉和丈夫及三个孩子在一起。（受访者提供）

莉莉说，她看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时，边看边感到害怕。她想：“这不是和中国的文革一样吗？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都很相似，很可怕，没有个人自由，党永远是正确的……那些美国左派说的、做的，跟我们听的共产党说的都是一样的，谎言都是一样的！”

川普是保护美国的总统

莉莉认为，因为美国的华人对美国现在的情况看得清楚，他们才支持川普。“我们经历过悲惨的社会主义，如果我们看着美国再走入社会主义，我们岂不是第二次跳进火坑？！”

莉莉在演讲中，常常遇到观众中的年轻学生问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在美国人和华人中，都有人说：美国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不同的。

遇到这些问题，莉莉总喜欢引用共产主义代表人物列宁的话来回答他们：“列宁说：‘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共产主义’”；她有时也引用小说家罗兰（Ayn Rand）的一段话：“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区别，除了在达到相同的终极目标上的手段上有所不同——共产主义主张用强权奴役人，而社会主义主张用选票奴役人。这仅仅是谋杀和自杀之间的区别而已。”

在“亚裔美国人挺川”标语牌被毁掉之后，莉莉和朋友们又做了15个4英尺x8英尺的大牌子和30个小牌子，并把这些标语挂在了更高的墙上。她把亚裔社区挺川集会和后来标语被破坏的视频都发给了当地媒体，只有一家媒体做了报导，还被民主党说成是“共和党造的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