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两篇文章，作者都是过去北京四中的学生。同样是记录文革初期批斗校长、教师的场景，说法却有很大差异。高三年级的秦晓在《四中往事》中说："有一次，一帮学生搞突然袭击，把杨滨校长等拉去游街，戴高帽子。孔丹正召集我们开会，听到消息我们立刻冲了出去，拉起手拦着，不让搞过激行动。……杨滨是个老革命，我们一路保护，但也要有策略。我特别叮嘱看管杨滨的同学说，杨滨还有好多事没交代呢，不能让她自杀，也不能让她受罪，你们负责看住。那两个孩子尽力执行了。后来杨滨一直念叨这件事，直到临终还说，孔丹、秦晓、赵胜利保护了我。文革中四中的老师、校领导基本上都没挨过打，更没有自杀或被打死的。"
但同样是北京四中高一学生的北岛，他看到的景象却是另外一种面貌。他回忆说：文革爆发，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没完没了的批斗会。高潮是1966年8月4日，那是个星期天。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戴高帽挂牌子游斗，被学生们拳打脚踢。最后集中到操场上，在学生的喧嚣、羞辱和拳脚中蹒跚穿行。强迫他们齐唱《鬼见愁战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的铁锤，把我砸烂砸碎……"
最让北岛震惊的还是语文老师刘承秀的自杀事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她因受审查而导致儿子从部队转业。那天凌晨五点，在食堂后面的小夹道，她用剪刀割断并拉出自己的喉咙，现场惨不忍睹。当消息传遍学生宿舍小院，北岛正在六斋生火，浓烟呛得他睁不开眼睛。同是四中的学生，讲述同一所学校发生的事情，却差异很大，那么，谁的记忆更接近真实呢？说起来，这毕竟是几十年前的往事，隔了几十年的光阴回头追忆，出入总会是难免的。值得警惕的倒是，就连当下人记当下事，并不存在时间跨度，仅只是所处角度不同，有时也会大相径庭，这才使人怀疑历史会不会任人信口胡说。我们过去读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其中涉及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提到一位女性校长杨荫榆。
杨荫榆
1924年，杨荫榆接掌女师大，正值该校"学生自治会"势力最为鼎盛之时。1920年代的高校"学生自治会"权势之大，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担任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曾感慨说：五四运动后，北京高校的学生已然失控，"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蒋梦麟自己就曾经因未能满足学生们的要求，而被学生封锁学校，关在了校长室里。杨荫榆1918年赴美留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后在上海教书，不久即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召至北京，于1924年2月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应该说，五四运动后国内高校的情形，杨荫榆是不太了解的。她的办学理念，更多来自传统教育和西方教育思想，对于当时大学纷纷扰扰的现象，她出于整顿校纪学风的目的，强调学生应该把主要精力投入学习，而不要过多地参加政治运动，这就与学生自治会形成了冲突。1924年秋季开学，有学生延误两月返校，没有按时报到。杨荫榆决定制定校规，凡逾期返校的都要开除。但在具体处置时，仅对国文系三名平时不听话的学生给予要求他们退学的处分。这下惹恼了本就对杨荫榆治校方针不满的学生，在学生自治会的发动下，女师大"驱杨风潮"由此爆发。学生自治会条列杨荫榆九条"罪状"，宣布剥夺其校长资格，查封校长办公室，将其驱逐出校，想尽一切办法不许杨荫榆进学校。杨荫榆作为堂堂大学的校长，只好在校外租房办公，并向教育部求助。双方对峙了一阵后，杨荫榆在校外写出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六个干事的布告，其中就包括刘和珍和许广平二人。许广平等人拒绝承认这个开除，将布告牌摘下来丢在地上，照常继续上课。为维护校方尊严，杨荫榆决定请警察护送，强行返校办公。
在这场风波中，鲁迅力挺许广平等女学生，痛骂校长杨荫榆、学者陈源、教育部长章士钊等，指责杨荫榆对学生"率警殴打，断绝饮食"。但杨荫榆是否真的如鲁迅所言，在指挥警察伤害学生呢？据当时在场的李四光亲眼所见，倒是巡警们都被卸了武装，被女学生们看守着，"吓得像狗样的听差不断的向杨先生报告，一会儿说某某门已经被学生把守了，一会儿又说外间的情形不好，恐怕有人来捣毁学校"，而试图返回校长室办公的杨荫榆，"一面吩咐巡警，无论如何不准动手，一面硬跑出门外，前后左右用巡警包围，向西院走去。一时汹涌唾骂的音乐大作……"品格独立，情操极高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后来回忆起当时场景时感叹说："有人以为我是'杨先生的死党'。无论就私交，就职务说，这个头衔，我真不配。我并不是票友，本行的笨事都做不完，哪有闲工夫去干那些玩意。假若我在女师大有了职务，或者是一个'教育家'，或者是社会上负重望的人，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话说到这份上，已经是相当的悲愤了。这跟鲁迅先生笔下的描述，可说是大相径庭。站在读者的立场，我们该相信谁呢？是相信在场的李四光呢，还是相信那天根本就不在场的鲁迅呢？至于当年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几十年后回忆女师大风潮，还指称杨荫榆"不学无术"，这心胸就不免狭小而罔顾事实了。杨荫榆这人，那可是真读书的。她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就读的那所学校，很少有达到合格毕业的，三十多个人，只有少数学生能拿到毕业证，而她不但轻松结业，还得到了该校一枚金质奖章，不可谓不优秀。回国后，杨荫榆先后担任过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教务主任、北京女高师学监兼讲习科主任。这一段教学经历，不但使她在校内有了很高的威信，也得到了同学们的拥戴。1918年，教育部首次选派教授赴欧美留学，她应选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杨绛回忆当时杨荫榆赴美留学时车站送行的场景说："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师。一位老师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惊奇。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台似的地方，也只顾拭泪。火车叫了两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频拭泪。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几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
她早年的学生谢巾粹撰文回忆，1913年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念书时，同学们"既佩服杨师的学识、经验，更感觉杨师的和蔼可亲、热心恳切，宛如慈母的态度"。
她1924年被教育部任命为女师大的校长，并非如许广平所说，是"投靠了当时的权贵"换来的。她当时之所以不受学生欢迎，是因为她不喜欢学生搞运动，只愿学生好好读书，毕业后教书育人。然而当时的学生，已经类似文革，心思早不在课堂上了。
